Quibi已老 TikTok正年轻
题图展示了今天的人们如何被互联网产品全方位渗透。从日常工作、学习、娱乐、锻炼，所有你能想到的事情都可以交由某个巨头完成（国内也有完全不弱甚至更强的同类产品），我们讨论它们，理解它们，受益于此，也受困于此。
言归正传，本文有以下 5 条内容：
1）Zoom 的另一种可能
2）Quibi 已老，TikTok 正年轻
3）“资本主义”的有效性从何而来？
4）约会神器 Tinder 如何看待自己的壁垒与缺陷？
5）Marc Andreessen 为何推翻自己十多年前的高效生产力指南？
Zoom 的另一种可能
思考 Zoom 这家公司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有部分零散观点和证据，但还不足以串成一个完整逻辑。所以先分享一个比较认同的视角，来自 Ben Evans。
在 Snapchat 推出之前，已经有 Flickr、Facebook、Instagram 等多种解决方案，分享图片的产品虽多，但 Snap 提出了一堆以前没人真正问过的奇怪问题。
比如，为什么必须按下相机按钮拍照而不是在 App 里直接打开相机？为什么人们要保存所有图文消息（它和之前保存所有电话记录有何不同）？Snap 甚至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人们要发送图片？潜在的社会目的是什么？”事实上，你并不是真的要向某人发送一堆像素，而是借此实现交流。
这个问题套用到 Zoom 上也一样。它很好地解决了接入视频电话的困难（即提供了足够便捷易用的工具），但实际上 Zoom 并没有真正问过人们为什么要加入视频电话会议。
Zoom 消解了通讯工具需要跨过网络效应门槛的必要性，但同时，这意味着它无法构筑网络效应壁垒。
Quibi 已老，TikTok 正年轻
从目前的公开数据看，Quibi “出师未捷身先死”几成定局。最近 Ben Thompson 写了一篇长文阐述对 Quibi 的看法，叙述逻辑还是略显复杂。我读完之后写了个 brief，供参考：
Quibi 创始人卡森伯格认为：娱乐内容的代际变迁由科技、创造力共同叠加完成。电视时代把过去的电影内容移植到了家庭场景中，使得高品质视频得以更方便地消费。既然上一次的变革已然由电视完成，而现在人们的主力设备是手机，那么 Quibi 给自己定义的使命就是，引领这一次风潮，将同等品质的视频内容无缝转移到手机。
Ben 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手机作为消费视频主力的新时代确实来了，但卡森伯格似乎忽略了几点：
其一，手机不仅是视频消费设备，还是视频创作设备（摄像头捕捉素材、剪辑软件完成进一步加工）。
其二，网络的便利性和手机的超高渗透率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上传任何内容。
其三，曾经决定人们消费内容的是极少数编剧、导演、演员、策展人，而眼下，算法接过了这个角色。
在过去，影院屏幕并不那么多，人们特意去到影院的时间也不多，因此电影时代的视频内容策略是以稀缺满足稀缺。但电视时代尤其是手机时代的来临，伴随着两个变化：
第一，内容消费场景多样化，人们的时间不再稀缺。
第二，互联网/科技本身是反稀缺的，它通过提供大量且冗杂的东西过度满足消费者，然后真正好的会脱颖而出。视频内容的生产不再稀缺。
Ben 认为，这种丰裕和稀缺的矛盾有点像 Shopify、Amazon 今天的处境。在他看来，Amazon 代表了“影院时代”，它优选最易规模化、满足人们最大公约数需求的商品，然后送货到家；而 Shopify 是“电视、手机时代”，它作为开放平台不需要为用户需求那么负责（因为这个问题是商家应该解决的），只要成功的第三方商家一直在这里开店并交纳“渠道费”即可。
因此，商家在 Shopify 上的流失率高，既是消极信号也是积极信号。消极之处是大规模商家无法持续为平台付费，平台收入可能不稳定；但积极之处在于，它降低了开店门槛，不对的东西被淘汰得很快，但有可能对的东西出现得也非常快。于是，最终整个生态繁荣、正向运转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
TikTok 也是类似逻辑，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始终让一小撮人生产最优质的视频内容（长+短），而是始终吸引最有创造力的人才来这里上传内容，并给他们足够大的流量让其留下来。
即，TikTok 的策略是过度满足，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充裕逻辑；而 Quibi 的思路是优中选优，延续了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稀缺逻辑。
后者相比前者毫无优势可言，因此，Quibi 和卡神老了。
Ben 最后指出，TikTok 陷入中美之争，数据无法通用，使得它也面临比较大的危机。而前迪士尼高管负气出走、履新字节，其实无法切实帮助 TikTok 走出眼下的困境。
“资本主义”的有效性从何而来？
其实我原本给这个文章起的标题叫：管中窥豹，资本主义是如何宣扬正能量的。需要说明，这个标题并不夸张。和我们熟悉的另一种主义不同，这篇文章也在弘扬正能量，但看上去，它更值得被信赖。
原文作者一开头的观点就让人眼前一亮，他说，我们对两件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哪两件事？
其一，资本主义之所以 work，是因为有一个强大动力在驱使。和平、安定时期，这个动力叫做“利润”。而当外界环境剧烈变化，生存成了动力之源，那么它的强劲爆发将远超人们的想象。
以美国 1930 大萧条为例。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的结论是：“总体而言，1929 年至 1941 年，是美国经济史上科技进步最迅速的时期之一。” 1930 年代，生产力的增速是十年前的两倍。
究其原因，1920 年代是休闲时代，这个阶段人们负担得起放松。而 1930 年代是疯狂解决问题的时代，因为此时人们别无选择。
大萧条导致了经济崩溃，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诞生了微波炉、防晒霜、喷气飞机、火箭、电子显微镜、尼龙、影印技术、聚四氟乙烯、直升机、彩电、有机玻璃、民航、大多数塑料产品、合成橡胶、自助洗衣店以及其他无数发现。
二战是另一个例子，那六年，同样是历史上各项技术发展最快的六年。二战之初，大多数军队还在用冷兵器，还有骑兵。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核裂变技术已经成熟。
简而言之，最重要的创新源于恐慌引起的需求，而不是和平时期的美好愿景。
其二，动荡通常始于自满，最终变成过度反应。
当普通人都环顾四周且意识到处境多么糟糕的时候，事情往往不会继续恶化下去。也许就在一年之后，他们回头一看就会发现，当初自己多虑了。
当然，也许不只一年，也可能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事后看来，我们总会发现，悲观主义曾经走得太远了。
约会神器 Tinder 如何
看待自己的壁垒与缺陷？
Marc Andreessen 为何推翻
自己十多年前的高效生产力指南？
十年多前，Marc Andreessen 发布了一份非常知名且反常识的生产力指南。他认为要让人沉迷于工作很难，而当时市面上给出的大多数建议都是错的，所以他给出了自己觉得真正有效的建议：
第一，不要给自己制定计划。随时开始你认为最重要或最有趣的事情
第二，只保留三个 List，Todo List、Watch List 和 Later List。必须要做的事放进 Todo List，需要持续跟进的事放进 Watch List，未来有兴趣做或有时间再做的事情放进 Later List，如果一件事不能排进这三个 list，就当它不存在。
第三，每天睡觉前准备一个卡片，列出第二天要做的 3-5 件事，然后第二天真的去做这些事。
第四，结构性拖延。如何治疗拖延症？只需在你极力抗拒做当下这件正事的时候，很自然地遵从这个想法，转头去做另一件你当下不那么排斥、但依然重要的事即可。
有意思的是，最近 Marc Andreessen 又出来接受采访了。访谈时间是今年 5 月，挺新鲜的。而这一次，他推翻了 2007 年旧指南的大多数看法。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曾经最讨厌计划日程的他，现在无比遵守日程安排。我们甚至可以一睹他最近的 calendar：
当然，此次访谈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这张表，也不是获悉 Marc 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而是去探究背后原因，他为何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我觉得此次专访中他把原因讲得很清楚了。再加上全程讨论的问题都很抓人，Marc 给出回答也挺真诚，我确定它是最近出现的一篇非常值得细细看完的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