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新冷战”爆发？“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正在“脱钩”吗？

来源：人大重阳

       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金融、科技、教育、南海、香港、新疆、人权等诸多领域频频打压中国。关于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评价，甚至是中美“新冷战”的猜测，已成为当下两国舆论与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目前看来，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2020年5月24日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表态，到其7月9日出席由笔者所在机构承办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的对美政策讲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于9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发长文《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等诸多表态看，即便美国有不少人想发动对中国的“新冷战”，但中国没有兴趣，不愿应战，并非不敢，而是没必要，更不需要。在中国看来，与美国打“新冷战”，丝毫无助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利益，这不仅是中国决策者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实力远不如前，美国对华全面打压并不能阻止中国发展。对两国“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冷战”的预估，更像是一些美国政客布下的“诱战”圈套，等着中国出现战略误判，企图通过与中国爆发“新冷战”的方式，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进而凝聚美国国内共识与社会团结，最终赢得中美博弈的胜利，延续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中国须看透这一点，以“持久战”的心态与美国缠斗，对外坚持开放、合作，对内坚持改革、发展，最终将跳出陷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按照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定义的四大标准看，即全面对抗、意识形态对立、两大阵营、经济“脱钩”，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两国虽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紧张的状态，但与美苏冷战时的对抗状态存在较大的差别。除个别国家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两大阵营形成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正如美国原助理国务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柯庆生于2020年9月10日在美国亚洲协会发布的《没有新冷战：为什么美中战略竞争不会像美苏冷战》研究报告中所讲：“中国处在包括许多美国盟友在内的全球化跨国生产链中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我们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看到全球对立的联盟体系的崛起。” 从2020年两国合作的情况看，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打压与实际经贸合作进程呈现背离的状况。

　　从贸易领域看，2020年上半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总额为2393.96亿美元，同比下降14.6%，但比第一季度同比下降 25.8%已有所恢复，8月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数量更是增长19%。从中长期看中美贸易回升的势头明显。且中国依旧是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占其进口总额的 17.11%，充分说明两国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与不可“脱钩”性。从社会领域看，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彼此关切是真诚的。中美两国民间相互帮助，在2月中国疫情严重时，美国民间曾向中国展开捐赠。此后，美国疫情大暴发，中国又向美国捐赠、出口了大量救助物资。截至2020年9月中旬，中国向美国提供了300亿个口罩，人均90只。

　　从金融领域看，两国深度融合之势也未被遏制。截至8月中旬，二十多家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共募集资金超过 40 亿美元，超过 2019 年度中国公司在美筹集资金的总额（35亿美元）。外资在中国股票与债券市场的持有量自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至2020年3月为止，翻了一番，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标普、惠誉等公司，都大力扩展在华业务和规模。当然，这背后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战略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此看，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与其说是“冷战”（cold war），不如说更像“骂战”(scold war)。特朗普总统 2020年2月份还多次发推特肯定中国抗疫。3月上旬，美国新增病例超过1万，并很快上升至100万，不断有媒体与民主党问责特朗普的抗疫失误。于是，从3月中旬开始，特朗普不断“甩锅”中国，试图转移国内舆论的批评注意力。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变本加厉，逢华必骂，不断拉拢他国试图联合打压中国，7 月还在尼克松故居发表所谓的“新冷战”演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害怕被选民贴“亲中”标签，也加入了指责中国的行列。截至9月底，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超过7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万，约占全球1/4。随着总统选举日临近，特朗普与拜登进行了一场“骂中国”“对华比狠”的选战竞争。追踪美国舆论的报道焦点，不得不承认，连续“甩锅”中国是有一定效应的。美国媒体的主流报道完全被特朗普政府牵着鼻子走，美国社会的情绪被调动。对疫情的报道与关注，很多时候都被中美两国的摩擦所掩盖。

　　历史不能由美国政客的谎言来书写。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奥等人的无理指责，中国被迫还击。从4 月开始，中国几乎所有媒体火力全开，全面揭穿美国政客的谎言。一场“骂战”在太平洋两岸打响。这场“骂战”比的是事实的真相与历史的道义。世界历史所留下的中美舆论痕迹中，不能只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声音与印记。不过，中国政府总体上是克制的。除了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话语回击外，中国高层保持着对美的忍耐与包容。

　　当然，笔者倾向用“骂战”，而非“冷战”来形容当下的中美博弈，并不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压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相反，对中国的一些人、机构、企业与领域的确造成了重大冲击。但是，从长时段地看，中国发展的大势并没有被特朗普政府所颠覆与阻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实际伤害力是有限的。如，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华单边发动“贸易战”，最终还是回到谈判桌，签署了协议，中国仍保持着对美的巨大顺差；特朗普政府试图打压中国对美投资，却并没有阻止两国金融界的“悄然”合作；特朗普政府以一国之力蛮横无理地想摧毁华为公司，结果却是极大地提升了华为的全球知名度，2020年上半年华为手机一跃超过苹果、三星成为全球销量最多的手机品牌，更是激发了中国人技术自主的决心与斗志；特朗普政府通过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制裁香港官员，结果则是给香港全体市民上了一堂爱国主义课，让香港社会对美国全面放弃幻想，有助于香港的长期稳定；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科技工作者与留美学者，短期内造成了部分群体的损失，但中长期有助于海外人才与优秀学生的回归。

　　在特朗普的打压下，中国国民心态变得更成熟、更清醒。中国不想成为对抗美国的拳击手，而是融为美国与全球利益的内化存在，像是空气与血液。美国当然没有能力抽离自己所需要的空气与血液。正如美国科技智库信息科技和创新基金会（ITIF）于2020年夏季发布的研究报告《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所分析的中美博弈的复杂性，“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苏联和日本在经济上没有与美国形成深度融合，因此有很大回旋余地。……而对中国这样做，对美国而言，将付出更大代价，且具争议。”

　　从六个领域进行分析：

　　一是从未“挂钩”、也不存在“脱钩”的领域，即所谓“不脱不钩”。在核武器、航天与其他不少敏感的国防科工领域里，中美两国本来就不存在多少互动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美国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安全领域，长期对中国封锁，迫使中国一开始就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与美国不产生任何关联，将来产生合作的可能性也非常低。在这个领域，“脱钩”的威胁与影响都无从说起。

　　二是“挂钩”很难、“脱钩”也没什么问题的领域，即所谓“易脱难钩”。这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与国家形象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接触政策，在高校、文化、教育、娱乐等层面强化对中国的影响，试图推动中国政治实现所谓的“民主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神话”逐渐褪色，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处心积虑近半个世纪在中国经营的正面形象全面崩塌。而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更坚定，两国在国家主流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不断加大，战略互信的难度加大。从这个领域看，所谓“脱钩”对两国的影响评估还有待观望。

　　三是高科技产业可能“脱钩”、低端产业仍关系紧密的领域，即“高脱低钩”。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让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仅保留低端产业在中国。这既能使美国利益最大化，也能减少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冲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甚至扬言，为有意迁出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搬迁费，试图推波助澜。然而，上海美国商会9月9日发布的《2020 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在华美企仍看好中国市场，78%的企业称不会改变投资计划，较2019年上升5.1%。当然，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的美企也从2019年的47.2%降至28.6%。诚如美国银行一份报告显示，假如苹果公司将iPhone手机的生产转移回美国，将不得不额外提升20%成本，以弥补其国内更高的生产成本。可见，部分高科技美企可能存在搬迁现象，但特朗普政府很难实现想要的“高脱低钩”局面。

　　四是短期“脱钩”、长期“钩连”的领域，即“先脱后钩”。特朗普政府强行下令部分企业和产业与中国脱离关系。以半导体行业为例，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强行实施限制对华出口一些敏感半导体、元器件及相关产品的极端政策。2020年3月，波士顿咨询集团曾评估，中美若在半导体领域“脱钩”，将可能会使美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该领域下降至20%以下，行业收入下降37%，就业岗位减少12.4万个，这种“脱钩”的结果是导致全球产业链将结构重组。从过去20年的手机制造、光伏产业的中国后发制人、变道超车的历史经验看，美国的禁运将倒逼中国半导体产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很明显，特朗普试图重塑美国二战以来苦心经营的全球价值链和多边贸易体系，但他高估了美国在供给端的自主性，更忽略了需求端的全球性。

　　五是一半“脱钩”、一半“挂钩”的领域，即“半脱半钩”。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对两国科研合作不断增加阻碍，但两国科技人员的默契仍在维系。2019年11月《自然》期刊数据显示：中美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论文数量由 2015 年的 3413 篇增至 2018 年的 4631 篇。但2020年以来，美国发生多起驱逐、拘捕中国科研人员事件，中美科研合作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领域的合作，将会出现若即若离的“半脱”状态。由于中方科研经费与科研水平都在上升，中美科研界的战略默契将会长期隐性存在。

　　六是很难“脱钩”、容易“挂钩”的领域，即“难脱易钩”。贸易、人文交流、旅游等是市场化自然行为，很难被政府行为所阻碍。即使疫情原因和特朗普不断取消中国学生赴美签证一度让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受到影响，但2020年夏季后，两国航班加快复航，人员往来很快便有了提升，美国连续第11年成为中国学生第一大留学目的国。中国是英语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好莱坞电影的最大海外市场。据美国旅行协会执行统计，中国人赴美平均消费6700美元，比其他国际游客高50%。这对于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 80% 的美国而言，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诚如美国学者鲍恩和欧文在《外交事务》撰文：特朗普与中国“脱钩”的目的无非是想阻止经济转型，进而遏制中国崛起，但中国目前的开放战略使得这个目标无法实现。而上文提到的柯庆生发布的报告也说：“我们应该研究中国与全球供应链融合和脱钩的趋势。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这两个关键因素将决定我们是否朝着两个对立集团的方向前进，一个由中国领导，一个由美国领导。没有这种对立的集团，我们就不会有冷战，而是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大国竞争。”可见，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部分美国政客的意志为转移的，试图通过“脱钩” 来实现“新冷战”的战略企图不可能得逞。

　　其实，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到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诸多国际关系学经典著作中的所谓“大国争霸”假设，多数都是局限于1500年以来西方各国兴衰史，是站在霸权视角虚构崛起大国的挑战，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和自我臆念。在殖民时代，从大英帝国的崛起，到英法争霸，再到俄罗斯、美国的领土扩张，以及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战争一直被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视为夺取人口、资源、财富、领土的必要手段，也是助推国家崛起的快捷路径。但这本质上源于全球化早期的资本主义逐利逻辑。

　　然而，细究艾利森教授讲述的“1500年以来16组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对抗，12次最终导致了战争，4次避免了战争”的事例，其实并不能完全得出“崛起与守成”之间必然对抗的逻辑。

　　20世纪初，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并没有与守成霸权国英国进行战争。相反，两国还在一战、二战中结成同盟。20世纪与守成霸权国美国发生冲突的越南、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国都无意，也没有实力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通观五千年的世界历史，多数霸权国家的衰败并非源于外部争霸，而是源于内部衰弱。

　　中国二十多个王朝的衰败是如此，古代罗马帝国亦从内部先腐烂。借古鉴今，1984年德国历史学家德曼特在其著作《罗马兴衰》中列举了210条罗马衰败的原因，并尖锐地指出，“美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美国不驾马车”。美国学者卡伦·默菲在其《美国是罗马吗？》一书中说，美国国内腐败加剧，体制崩溃，经济停滞，衰落进程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过度扩张，最终导致绝对衰弱。

　　由此看，美国一些学者拿“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中美博弈，既暴露了国际关系理论忽视国内因素的简化主义理论桎梏，也突显了借“中国威胁”强化美国国内凝聚力的战略企图。

　　与其担心中国崛起而引发美国衰落，不如反思为何美国建国以来90%时间都处在对外战争中，尤其是近年来的数次战争令国力耗损、世界遭殃。中国学者需要突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圈套，批判那些动辄以战争逻辑构想未来大国竞争的思维惯性。大量欧美学者如克劳塞维茨、埃利亚斯、基利等都颂扬战争对文明发展的“正面”意义。最典型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2014年新著《战争》一书中写道“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不仅让人们生活得更安全，也让人们变更富有。”这种粉饰西方殖民主义史的有道德缺陷的观点应当大加鞭挞，而臆想中国与美国战争的研究倾向也应被视为一种思想惰性。

　　从文化传统看，西方崇尚战争，中国热爱和平。“军事战争”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被视为最后的被迫选择。《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历代君王无不受到“国霸必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警示。这使得中国人通常只是把战争用于内部的政治整合或防御，而非对外扩张。历史传统持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警示战争的危害。中国政府是过去四十多年唯一没有参与、发动战争的负责任大国，也是世界上提醒“绝不让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等最频繁的大国，更是向世界上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大国，这表明了中国希望和平发展的真诚意愿与决心。从理性衡量看，中国人对战争收益的认识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战争对一国发展而言未必是“合算”的对外行为，越好战，越不发展。学界通常以美国为例，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耗费约5万亿美元，导致本国约10万军人伤亡，经济总量从占全球GDP由2002年约33%下降到2019年24%。美国学者戴维·梅森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讲道，战争“是美国在寻找绝对安全的徒然折腾中自我毁灭”。与此同时，相比于军事战争，金融、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是21世纪国家发展获益的根本来源。美国之所以能够维系霸权，不是源于军事实力，而是源于金融实力。笔者在专著《美国的焦虑》中曾列举美元的隐性收益，包括美元铸币税收益、负债消费收益、超额投资收益和金融政策自由等四大优势，年均为美国带来超过1万亿美元，足以对冲美国军事战争引发的亏损。

　　正如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时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无论从文化特征，还是从理性诉求，中国都没有追求对美冲突的根本动机。目前一些学者炮制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是话语陷阱、思维陷阱、行动逻辑陷阱。在未来中美博弈中，中国应万分警惕，不能让类似这种简单粗暴的想象限制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这两点特征印证了西方谚语“大象若打架，遭殃的是草地”。在当今世界，或许有个别国家企图在短期的中美冲突中获益，但从整体利益看，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仍是期待中美能够理性解决当下的问题，尤其是对两国卷入“新冷战”保持高度警惕，对两国可能“擦枪走火”甚至爆发军事冲突更是高度恐慌。这是当下多数国家不愿“选边站”的根本原因。

　　2020年秋季，全球抗疫进入“持久战”，但世界与疫情前的世界已大不一样。数月来，基辛格、约瑟夫·奈、托马斯·弗里德曼、沃尔夫等全球著名思想者都认为，2020年将因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作为“分水岭之年”记入世界史册。但这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历史分水岭？会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危机周期”分水岭，或是像1991年冷战结束那样的“大国格局重新划分”分水岭，还是1945年二战结束那样的“世界秩序再造”分水岭，抑或是1519年麦哲伦环行地球那样的“领衔文明更替”分水岭？尚待进一步观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疫情过后，美国还是美国，但形象不一样。

　　美国大国形象的崩塌表现在多方面。在人权领域，过去美国长期试图占据世界人权领域的制高点，对他国动辄指责、颐指气使。但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美国政府防疫不力、无视底层贫苦民众的生命安全、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甚至从德国等盟友手中强抢口罩等防疫物品等一系列做法，已经让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跌至最低点，美国“人权灯塔国”的神话已经彻底崩塌。

　　在经济金融领域，与新冠疫情肆虐美国几乎同步的是美国股市和原油期货市场的连续“熔断”，美元信用贬值。美元对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的购买力均在逐年下降，“去美元化”之势相当明显。在民心领域，所谓“美国梦”几近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难以偿还自己信用卡中的账单。中下层平民尤其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他们在性命不保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因此，作为美国战后七十年来“普遍富裕、机会均等”这一“国设”之基本要素的“美国梦”已然坍塌。据报道，美国本土仅有15%的人信任国家体制。

　　反观中国，疫情过后，中国还是中国，但发展将大不一样。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服务不仅助力疫情防控，而且极大地方便了疫情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催生出新的产业。在数字等新兴技术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实现深刻转型：在降低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的同时，不断激活、拓展、升级国内市场，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产生。

　　两相比较，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展现出了两幅截然相反的图景与镜像：一方面世界对以美国为领衔的传统国际体系越来越无力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羊”而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国方案”随着对国内问题的解决而体现出的对世界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可见，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不是源于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本逻辑的战争冲突模式，而是“谁更能解决好本国国内问题”为轴线的治国理政模式。美国想以传统的“新冷战”方式打压中国，中国则聚焦国内发展与改革，既回击了“诱战”之局，又确保了自身强大，一举两得。

　　实践已证明，中美之间未来谁能在竞争中胜出，关键不是布“新冷战”之局且试图胜出，而是谁更能创造美好社会，并帮助全世界构建更好的未来。

　　中国崛起是一场“持久战”。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综合国力很可能仍将强于中国，中国应该保持对美博弈的战略实力与耐力。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这是中共中央决策层时隔82年再次提“持久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新冷战”甚至“热战”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样悬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与中美竞争的上空，双方都应对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保持高度警惕。中美两国都必须认识到，彼此都已发生改变，都应该重新认识与理解对方，只有如此，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才能最终被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