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善是否可望可及？

思想犀利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人类简史》一书的背面这样简明扼要的概括人类从动物到上帝的历史：

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赫拉利，对于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并不怎么乐观。

在书中，赫拉利进一步写到：科学既不能自己决定优先发展什么，也不能决定如何使用其成果。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并不知道我们不断精研的基因学知识到底有什么用，是应该用它来治疗癌症，还是用来培育巨乳奶牛，或者是创造一个基因超强的人种，恐怕慈善家、资本家和法西斯政府会有迥然不同的计划。从科学的角度讲，这些可能性并无优劣之分。

科技的善恶，是由资助它左右它的资本和意识形态决定的。

在他的《未来简史》一书中，赫拉利更是勾画出一个科技驱动下的反乌托邦的未来：

未来阶层两级分化：大部分人类完全不具备价值，大部分个体失去权威性，将日常工作转交给算法和人工智能执行。一个新的特权精英阶层将统治人类… …未来只属于那些最有钱的富人，和最会操作、开发机器的顶级专家。

在赫拉利看来，科技让人类继续从智人向神人进化，但人类集体的命运却在驶向一个不怎么光明的未来。

近日，马化腾在朋友圈提出：“科技向善，我们新的愿景和使命。”

这大概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正视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并把企业的发展使命与价值伦理联系起来。

腾讯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表现出这样的使命感并非偶然。

上周五，万众期待的共享出行第一股Uber，在纽约上市第一天即遭遇滑铁卢，非但发行价趋近指导价格底部，首日破发下跌7.6%，本周跌跌不休的噩梦仍在持续，截至周二已跌落了17.5%。

大跌眼镜的资本市场开始内省和反思，过去数年那些被资本热捧的互联网企业们，他们推出的高科技解决方案，到底在解决哪个阶层的问题？

放眼望去，那些最能烧钱、成长最快、在共享经济风口浪尖弄潮的独角兽企业，大多数是为了满足大城市白领精致体面小资生活和消费需求的解决方案。Uber、Lyft、滴滴、Grab解决的是“无车出行”的问题；Deliveroo, Food Panda、美团、饿了么解决的是“我工作太忙没时间做饭还要吃好”的问题；Tinder、陌陌解决的“我需要约会”的问题；Airbnb、小猪短租解决的是“我如何才能又愉快又省钱的度假”的问题；Ins、FB、小红书解决的是“有哪些创意点子能让我生活更精致”的问题。

互联网公司天生自由叛逆，作为新生事物，他们带着颠覆一切的态度，对“过时”的法规和监管常常轻蔑视之，在商业模式上也往往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不论是网约车、共享单车、民宿、还是外卖送餐服务，在解决了一些旧的问题，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时候，又给社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共享单车的胡乱堆放不仅破坏市容，不守交规的骑行者还造成了交通拥堵和事故隐患；爱彼迎这样的共享民宿推高了租房市场的价格，使一些靠租房生活的家庭被迫负担更高的房租，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在旧金山等城市更致使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Uber、滴滴、Grab在竞争之初通过大量促销获客，培养起市场消费习惯，消灭竞争之后，却开始抬高价格，造成消费者出行成本增加；而网络订餐巨头产生的塑料垃圾触目惊心，仅两天就可以覆盖整个故宫。[i]

不仅是马化腾先生，硅谷的创投领域也意识到，这一轮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共享经济，并未能解决各国普遍存在的贫富悬殊的问题。

知乎上有一篇关于滴滴快车司机生活幸福指数的文章，从收入情况、健康状况和受尊重程度三个标准来看，司机师傅们都还挣扎在及格线[ii]。小猪短租等服务并没有阻止大城市房价高企，外来劳工住宿条件简陋甚至充满了消防安全隐患。网络订餐平台的兴起让享受美食变得无比便利的时候，另一面却是外卖小哥风餐露宿的在不同订单间疲于奔命。

有人呼吁，创投资本应该开始关注那些为减少贫富差距，帮助低收入人群改善生存状态，减少AI等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道德隐患，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初创企业和他们的解决方案。

其实，在东南亚，已有些这样的星星之火，悄悄开始传播了。

不久前，在准备对East Ventures 创始人Willson Cuaca的采访提纲时，有家叫Warung Pintar 的公司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East Ventures 自己孵化的一家初创科技企业，根据Crunchbase的简介，它是一家“小微零售技术公司，以为金字塔最底端阶层提供数字解决方案、改善社区环境为宗旨”。

在采访时，我向Willson提起了这家公司，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East Ventures,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组织投资组合里所有公司的CEO聚会。随着投资越来越多，我发现定场地成了问题，于是我们就租了场地，改造成后来的共享办公室—EV-Hive，现在更名为Co-Hive。就在我们装修第三个Co-Hive办公室时，一个街头小贩来找我们：‘你们把这里改造的这么高大上，我这个简陋的小摊显得格格不入。可是我在这里摆摊已经十多年了，请你们不要赶我走。’ ”

“我们赶紧说: ‘不不不，我们都是好人，肯定不会赶你走。’ ”

“等他走后，我们开始商量要帮助他把小铺面焕然一新。就这样，我们重新设计了他的小铺，给他装了POS机，Wifi， 装了记账的软件，还装了可以AI计算人流的摄像头。这些都是我们投资组合公司的产品。我们还根据记账软件收集到的现金流数据给他提供了小额贷款帮他提高进货量。因为有Wifi， 很多Go-jek和Grab司机聚集在周围，晚上大家一起看足球，变成了一个社区活动站。”

“一个月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的营业额上涨了7倍。’ ”

“听了他的话，我们很兴奋，这是商业模式获得市场认可了啊！于是我们孵化出Warung Pintar，借鉴了阿里零售通的做法，但采取了高配（high-touch）模式，从头到尾建造完整智能杂货铺，现在全国已经有1300家。印尼有300万个零售杂货店，我们的市场潜力还很大。很多家庭主妇因此获得了工作机会。只要自家门前有块空地，有水，有电，就可以用Warung Pintar的智能杂货铺做生意。我们会按需送货，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也获得了优势。很多人受教育不多，但只要能写字，把进货需求写在纸上，用WhatsApp拍照发给我们，我们有机器学习软件，能快速识别手写体，将信息输入系统，就会安排发货。

这就是我们说的为最基层群众提供数字解决方案。如果我们不主动为这个阶层做点事情，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完成数字化。”

目前，Warung Pintar已经获得了2,750万美元融资，计划到年底店铺扩张到5,000家。

小微贷款机构Amartha[iii]是印尼人Andi Taufan Garuda Putra 于2010年4月成立的， 目标是为广大农村没有银行户头的小生意者提供金融支持。在成立Amartha之前，Taufan 做了一个小范围实验。他拿出自有资金1,000万印尼盾（~700美元）借给了一个15-25位家庭主妇组成的团体，结果收到了全额还款。

Amartha的商业伙伴是偏远农村做小生意的妇女群体，因而也被称为“妇女之友”。公司独创的信贷业务模式是，不要抵押，但把贷款人分为15-20的群体，并实行集体负责制。如果一个群体里一个人没能按时还贷，其他人也须负连带责任。每个借贷者的初始授信额度从50万印尼盾（~35美元）起。

时至今日，Amartha已发展成为一家P2P高科技金融公司，用金融技术来管理借款人信用，对接投资人，进行网上交易等。2018年，Amartha 向3,500个村庄的167,346名妇女借出7,054亿印尼盾（~4,900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信贷人数增长了39%，信贷总额则增长了154%。业务虽然突飞猛进，但公司依然保持了90天以内的坏账率为0%，90天以上的坏账率不超过0.8%的佳绩。 

Amartha的创新业务模式及情怀获得了多方面的嘉奖。2018年，公司获得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特别奖励，褒奖其为促进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用创新金融技术发展普惠金融的做法；同年，公司还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Frontier Innovators (创新先驱)奖，雅加达2018数字创新节金融科技类“促进数字包容”初创公司奖，并被福布斯选入2018年印度尼西亚30家高成长初创企业。

就在本月，Amartha从印尼上百家在金融服务管理局(OJK)中备案注册的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正式获得金融科技牌照的五家企业之一。这标志着印尼官方第一次对Amartha 商业模式的认可和支持，也足以说明一家公司完全可以做到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完美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赫拉利断言，人类永远不会放弃探索，科技永远不会停止前进。他对人类的道德底线缺乏信心，因而对科技驱动下的未来是悲观的。

但人类毕竟是高智慧动物，在互联网科技盲目发展和扩张之后，有识之士已开始内省、反思并积极纠错。就像马化腾先生在近期一次公开发言中阐述的腾讯“科技向善”的构想： “希望我们和业界一起来思考与探索，构建数字时代正确的价值理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共建一个健康包容、可信赖、可持续的智慧社会。我们相信，科技能够造福人类；人类应该善用科技，避免滥用，杜绝恶用；科技应该努力去解决自身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