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先驱，胡林翼的得意高徒张之洞（三）
13677导读：
张之洞在湖北学政和四川学政的任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学界积弊，简拔优秀人才，为湖北、四川两地塑造了良好的学风。
他任满回京之后，与张佩纶、潘祖荫等人组成“清流派”，一跃而成为清流领袖。
李鸿章受到“清流派”的巨大压力，采用了盛宣怀的建议，通过高超的手腕把“清流派”的领军人物进行分化，从而使张之洞转变思路，走上了“洋务派”的道路。
（接上期）
两任学政 名扬士林
不久后，张之洞调任湖北学政（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省教育厅长），开始了自己的地方官生涯。
他到湖北之后大刀阔斧地整顿学界积弊，惩治教育腐败，大力褒奖和提拔教育体系中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从而让湖北的士林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张之洞积极筹建“经心书院”，以《四书义》、《试律》、《府试古学之义》、《观风之作》等书合成一本《江汉炳灵集》编辑出版，把这套书籍提供给湖北各地县学的学子研读。
此外，张之洞还捐献自己的养廉银一万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元），用于资助贫寒学子求学、书院购买书籍等，从而让许多优秀的寒门学子进入“经心书院”学习，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通过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张之洞在湖北政绩斐然，士林和民间一片赞誉。同时，他的良好表现也获得了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南、湖北省委书记兼两湖大军区司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江苏、安徽、江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兼两江大军区司令）曾国藩的赞许。
这是张之洞的名声第一次在鄂省学界兴起，为他后来再次返回湖北兴办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舆论基础。
同治十二年（1873），张之洞调任四川学政（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教育厅长）。他在四川主要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总结以前在浙江、湖北等地主持科考的经验教训，拟定了整顿四川科场积弊的八条规定——惩鬻贩、杜规避、责廪保、禁滋事、禁拉磕、禁讹诈、拿包揽、防枪替等。
张之洞在上奏获得朝廷的许可后在四川各地大力推行八项规定，对违反规定者给予严惩，并对检举有功者给予重奖。
这些切中时弊、赏罚分明的措施有力地扭转了四川的整体学风，使得四川的教育弊端受到很大改善。
四川士风为之一新，科考秩序逐渐公正，让当地的官员和百姓的啧啧称赞，张之洞因此被当地评价为“四川省几十年来最公正廉明的学政”。
第二，通过学识的积淀和痛苦的思索，张之洞用半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40多万字的两部书——《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对晚清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这两本书的传播范围并不仅限于四川，而是随着良好的口碑走向了全国。
后来，出生于广东的梁启超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时曾经这样评价：“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作为后来的著名学者和大师级人物，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第三，张之洞与四川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吴棠一起在成都创建“尊经学院”。他并用自己的养廉银五千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500万元）购置了数千册图书捐赠给“尊经书院”。
同时，张之洞大力延请名儒到书院任教，刻印优秀的书籍作为教材，为四川一地培养了大量人才。
这些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在晚清和民国的时代舞台上熠熠生辉。其中还出现了几个影响历史的人物，例如廖平和杨锐。
前者虽籍籍无名，但他写的两本书被改头换面后却成为了维新派的理论源泉和战斗号角（后期文章会详述），而后者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令人敬仰。
阴差阳错 平步青云
而四川总督吴棠也有值得一谈的奇闻轶事，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之奇诡。
吴棠，字仲宣，号棣华，祖籍安徽盱眙。他和张之洞的父亲张锳一样是通过“大挑试”（大致相当于古代的遴选制度）进入官场，后因配合淮军作战有功，升迁为道员（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副书记）。
当时，吴棠的一位朋友（也是任职道员）因公路过他的辖区。所以吴棠按照潜规则资助了300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0万）作为程仪（路费）。
呃，为了读者能够清楚古代官场复杂多样的福利，在这里南山君稍稍解释一下。
众所周知，自古京官清苦，“京城居大不易”是古往今来颠破不破的至理。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开了一个坏头——把官员的工资定得其低无比，从而让京官的生存更加艰难。
即使是官位较高者也只能维持相对小康的生活，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严重不匹配。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源远流长，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划分在古代泾渭分明。智力超群的人往往会有使命感和抱负心，希望成为人生赢家。
而朝廷作为国家的中枢，京城作为各种资源的集中地，所有想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官员都必须接近权力中心去打造人脉网络。
京官们虽然不能把资源放到自己口袋，但是却能够影响很多政策或是资源的倾斜。地方作为国家的四肢，天高皇帝远，可以操作的手法很多，所以地方官员大都比京官活得滋润的多。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些有抱负并掌握各种核心资源的京官，如果仅仅依靠薪俸（基本工资）会活得很灰头土脸。优秀而掌握话语权的人没有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是违反自然界规律的。
但是，没关系，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智慧不是白来的，它总会找到一些好的解决办法。
于是，冰敬（取暖费）、炭敬（降暑费）、节敬（节日补助）等各种福利也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走上了历史舞台。因明朝官员的工资太低，所以这些隐形福利在明朝迅速蔚然成风。
当然，这些都不是国家明文规定下发的，而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地给予京官的补助。
京官们都心知肚明，因为大家都是利益获得者。而除了朱元璋这种生猛的开国帝王，其他皇帝基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去做犯众怒的事情。
所以，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下级官员也要给上级官员“进贡”，并形成了一套复杂的“送礼潜规则”。而清朝大体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这些潜规则也就裹挟在其它制度中被继承下来。
“程仪”也是福利之一，即在官员出差、调职或者回乡等远途时，朋友或是下属给予的一种资助。这是一个包装的比较高雅的福利，它与官员的地位、为人、影响力等有关。
吴棠跟那位叶道员关系不错，在叶道员路过辖地时自己恰好有事情走不开，所以就让仆人送上300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0万）的程仪。
无巧不成书，偏偏当时还有另一位道员——太广道惠征死于任所，他的子女送着灵柩返乡，也住在同一个驿站（古代公务出差的旅馆）。
而吴棠的仆人没搞清楚，稀里糊涂地把银子错送给了惠征的女儿兰儿。兰儿听说有父亲的朋友送来程仪，内心极为感激，因为惠征生前积蓄不多，后事较为凄凉。兰儿一路上饱受世态炎凉，突然间有人雪中送炭，就问了送礼者的姓名并铭记于心。
仆人回去一汇报，吴棠发现送错人感到很恼火。但是他毕竟是有风度的读书人，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的。怎么可能做出“把送出的礼要回来”这种猥琐的事情？
而且，吴棠和惠征虽然不熟，但是也听过他的名字，现在后事这么凄凉，自己更不好意思去逼别人孤儿寡母的退礼了。
他想了一下，只能无奈地说道：“算了，官员的体面还是要有的。你另外送一份礼给叶道员，这份钱就算是我的一点怜悯之心吧。”
这件事导致吴棠成为官场的笑谈，朋友们聚会时还常常取笑他。吴棠只能懊恼仆人粗心大意、办事不力，冷落了这个仆役并把他送回老家冷藏。
想不到就是吴棠的这一点怜悯之心却让他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惠征的女儿兰儿进京后顺利通过选秀入宫，然后风云变幻地扶摇直上。
后来，她一直认为吴棠是父亲的好友，感念吴棠的雪中送炭之情。
吴棠虽然个人能力一般，政绩平平，想不到平步青云，官至四川总督（八大总督之一，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入京述职时才发现当年仆人的失误举措加上自己的一念之间成就了这一番因果。对了，兰儿的大名叫叶赫那拉·杏贞，史书上称他为“慈禧太后”。
当然，吴棠此时的说辞发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这也可以理解。在不同的场合，吴棠总是深情地同僚们说道：“我跟惠征兄惺惺相惜，虽然见面不多，却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想不到他天不假年，当时我痛不欲生，只是因公走不开，所以才让仆人送上些许程仪。后来我还在官署独自悼念了好友一番，想想当年他的风采，真是令人神伤啊！”
同时，吴棠马上从老家接回当年犯错的仆人，称赞他很有眼光，是自己的人生贵人，并给予了大量的奖赏。
呃，所以，有时候努力很重要，但是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古往今来的成就大事者来说，这也是必选项之一，哈哈。此为题外话。
清流领袖 三大策略
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满归京任翰林院编修，与张佩纶、陈宝琛、潘祖荫、王懿荣（张之洞妻兄，近代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等人交往密切，渐渐形成影响很大的“清流派”。
他们经常组织聚会，诗酒风流，引导朝野舆论，指点江山，臧否国事。
后来，李鸿章和左宗棠以及翁同龢等人的斗争愈演愈烈，“清流派”往往成为左、翁等人的重要合作伙伴，让李鸿章常常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这一天，李鸿章把盛宣怀叫到家中的书房，寒暄过后，他说道：“杏荪啊，现在政坛斗争激烈，我们的压力很大。特别是‘清流派’那些人，不管做实事的艰难，理论总是一套一套的。偏偏他们在道德上无可指责，朝野之间影响力巨大。这让我们的局势非常被动，你怎么看哪？”
盛宣怀想了一下，肃然说道：“老大人，这个事情确实有些棘手。清流派的那些人都是博览群书，善于辩论，讲的都是高大上的东西，虽然不切实际，但是很能唬住一些不明事理的人。
众所周知，在官场上不做事就没有错，而事情做得越多就错的越多。清流们不做实事反而没有把柄，这就像一个刺猬，让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的建议是要分化他们内部的阵营，即使不能为我所用，至少要让一部分人保持中立。”
李鸿章觉得很有道理，捋了一下胡须，略有所思地说道：“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一听。”
盛宣怀想了一下，说道：“我认为可以采用三个计策——调虎离山、化敌为友、孤立分化。目前，清流派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分别为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人。
第一，对于张南皮（张之洞），他是润公（胡林翼）的学生，属于天然的‘经世派’，我们完全可以帮他捋一下思路，使之成为我们的盟友。
张南皮这个人学识很高，为人也廉正，是目前清流派的领袖人物，在士林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够把他拉到‘洋务派’阵营，就可能起到扭转风向的作用。
因此，我建议荃公你可以亲自与他深聊一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回忆往昔与润公（胡林翼）的交情，展望一下未来洋务运动的前景。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相信激励一下会很有价值。
第二，对于张幼樵（张佩纶），这是清流派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名声不在南皮（张之洞）之下。而且他满腹经纶，品性俊逸，在士林的名声也很好。
不过，他的妻子已经过世，还未续弦，这可能是一个加强关系的好机会。现在菊藕小姐正当妙龄，品行端庄，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考虑跟张幼樵（张佩纶）结成秦晋之好，相信这会是一段很好的姻缘。
如果‘清流派’的领袖之一成为您的东床快婿，那他们的阵营还能不分化吗？当然，这一点还需要您仔细斟酌，毕竟这关系到小姐的终生幸福。
第三，对于陈宝琛等人，要么寻找机会打压一下，要么把他们升迁调到地方做一些实事。这样清流们就会意识到理论和实际的区别。即使依然处于清流派的阵营，观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至于完全不切实际。”
听了盛宣怀的这一番话后，李鸿章觉得很有可行性，马上着手进行操作。首先，李鸿章找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人进行牵线搭桥，把女儿张菊藕嫁给张佩纶作为第三任妻子。
果然，女儿后来婚姻比较美满，而张佩纶也成为李鸿章与清流派交往的重要桥梁和助力。
张佩纶在近代史上很有名气，与张之洞齐名，被袁世凯认为是“天下能通透的三个半翰林之一”。但是，他在普通人当中的名气反而不如他的孙女大，他的孙女就是著名作家张爱玲。
其次，李鸿章让属下把张之洞约到自己家中，叙过礼之后，李鸿章微笑地对张之洞说道：“孝达啊，今天我把你叫过来叙叙旧。说实话我们也算是很有渊源。
从公事上说，当年你任湖北学政（大致相当于湖北教育厅长）时我是湖广总督（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省委书记兼两湖大军区司令），我们是共事过一段时间的同僚。当年我和涤师（曾国藩）对你在学界的政绩都颇为赞赏。
从私谊上说，润公（胡林翼）当年是湘军的领袖之一，是‘经世派’的杰出人物。而淮军是湘军的支派，我当年就受过润公（胡林翼）的教诲，对他的能力是极为佩服的。
说句不恭敬的话，我对润公的佩服还在涤师之上。当年我年少意气，与涤师发生矛盾而愤然离去，有赖于润公居中说合，才和好如初。可以说，没有润公，可能就没有我李鸿章的今天。
而你张孝达（张之洞）是润公的入室弟子，承担的是继承衣钵的责任和使命。虽然你不是出身湘军或是淮军，但是师门渊源决定了你你是‘经世派’的继承人，这一点是刻在你骨子里的。
也正是因为这些渊源，当年有几次涤师和我对于你一些不合适的举动都是容忍的，从而看在润公（胡林翼）的面上放过你一马，否则那种时候换个人看看，你认为我们有那么好说话？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张之洞在湖北是如何大办洋务的？他在几次影响近代中国格局的大事上又有怎样的表现？请看下期文章《洋务先驱，胡林翼的得意高徒张之洞（四）》
鉴于往事，资以治道。这里是南山煮酒，欢迎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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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张之洞在湖北学政和四川学政的任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学界积弊，简拔优秀人才，为湖北、四川两地塑造了良好的学风。
他任满回京之后，与张佩纶、潘祖荫等人组成“清流派”，一跃而成为清流领袖。
李鸿章受到“清流派”的巨大压力，采用了盛宣怀的建议，通过高超的手腕把“清流派”的领军人物进行分化，从而使张之洞转变思路，走上了“洋务派”的道路。
（接上期）
两任学政 名扬士林
不久后，张之洞调任湖北学政（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省教育厅长），开始了自己的地方官生涯。
他到湖北之后大刀阔斧地整顿学界积弊，惩治教育腐败，大力褒奖和提拔教育体系中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从而让湖北的士林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张之洞积极筹建“经心书院”，以《四书义》、《试律》、《府试古学之义》、《观风之作》等书合成一本《江汉炳灵集》编辑出版，把这套书籍提供给湖北各地县学的学子研读。
此外，张之洞还捐献自己的养廉银一万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元），用于资助贫寒学子求学、书院购买书籍等，从而让许多优秀的寒门学子进入“经心书院”学习，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通过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张之洞在湖北政绩斐然，士林和民间一片赞誉。同时，他的良好表现也获得了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南、湖北省委书记兼两湖大军区司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江苏、安徽、江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兼两江大军区司令）曾国藩的赞许。
这是张之洞的名声第一次在鄂省学界兴起，为他后来再次返回湖北兴办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舆论基础。
同治十二年（1873），张之洞调任四川学政（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教育厅长）。他在四川主要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总结以前在浙江、湖北等地主持科考的经验教训，拟定了整顿四川科场积弊的八条规定——惩鬻贩、杜规避、责廪保、禁滋事、禁拉磕、禁讹诈、拿包揽、防枪替等。
张之洞在上奏获得朝廷的许可后在四川各地大力推行八项规定，对违反规定者给予严惩，并对检举有功者给予重奖。
这些切中时弊、赏罚分明的措施有力地扭转了四川的整体学风，使得四川的教育弊端受到很大改善。
四川士风为之一新，科考秩序逐渐公正，让当地的官员和百姓的啧啧称赞，张之洞因此被当地评价为“四川省几十年来最公正廉明的学政”。
第二，通过学识的积淀和痛苦的思索，张之洞用半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40多万字的两部书——《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对晚清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这两本书的传播范围并不仅限于四川，而是随着良好的口碑走向了全国。
后来，出生于广东的梁启超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时曾经这样评价：“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作为后来的著名学者和大师级人物，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第三，张之洞与四川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吴棠一起在成都创建“尊经学院”。他并用自己的养廉银五千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500万元）购置了数千册图书捐赠给“尊经书院”。
同时，张之洞大力延请名儒到书院任教，刻印优秀的书籍作为教材，为四川一地培养了大量人才。
这些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在晚清和民国的时代舞台上熠熠生辉。其中还出现了几个影响历史的人物，例如廖平和杨锐。
前者虽籍籍无名，但他写的两本书被改头换面后却成为了维新派的理论源泉和战斗号角（后期文章会详述），而后者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令人敬仰。
阴差阳错 平步青云
而四川总督吴棠也有值得一谈的奇闻轶事，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之奇诡。
吴棠，字仲宣，号棣华，祖籍安徽盱眙。他和张之洞的父亲张锳一样是通过“大挑试”（大致相当于古代的遴选制度）进入官场，后因配合淮军作战有功，升迁为道员（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副书记）。
当时，吴棠的一位朋友（也是任职道员）因公路过他的辖区。所以吴棠按照潜规则资助了300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0万）作为程仪（路费）。
呃，为了读者能够清楚古代官场复杂多样的福利，在这里南山君稍稍解释一下。
众所周知，自古京官清苦，“京城居大不易”是古往今来颠破不破的至理。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开了一个坏头——把官员的工资定得其低无比，从而让京官的生存更加艰难。
即使是官位较高者也只能维持相对小康的生活，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严重不匹配。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源远流长，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划分在古代泾渭分明。智力超群的人往往会有使命感和抱负心，希望成为人生赢家。
而朝廷作为国家的中枢，京城作为各种资源的集中地，所有想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官员都必须接近权力中心去打造人脉网络。
京官们虽然不能把资源放到自己口袋，但是却能够影响很多政策或是资源的倾斜。地方作为国家的四肢，天高皇帝远，可以操作的手法很多，所以地方官员大都比京官活得滋润的多。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些有抱负并掌握各种核心资源的京官，如果仅仅依靠薪俸（基本工资）会活得很灰头土脸。优秀而掌握话语权的人没有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是违反自然界规律的。
但是，没关系，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智慧不是白来的，它总会找到一些好的解决办法。
于是，冰敬（取暖费）、炭敬（降暑费）、节敬（节日补助）等各种福利也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走上了历史舞台。因明朝官员的工资太低，所以这些隐形福利在明朝迅速蔚然成风。
当然，这些都不是国家明文规定下发的，而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地给予京官的补助。
京官们都心知肚明，因为大家都是利益获得者。而除了朱元璋这种生猛的开国帝王，其他皇帝基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去做犯众怒的事情。
所以，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下级官员也要给上级官员“进贡”，并形成了一套复杂的“送礼潜规则”。而清朝大体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这些潜规则也就裹挟在其它制度中被继承下来。
“程仪”也是福利之一，即在官员出差、调职或者回乡等远途时，朋友或是下属给予的一种资助。这是一个包装的比较高雅的福利，它与官员的地位、为人、影响力等有关。
吴棠跟那位叶道员关系不错，在叶道员路过辖地时自己恰好有事情走不开，所以就让仆人送上300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0万）的程仪。
无巧不成书，偏偏当时还有另一位道员——太广道惠征死于任所，他的子女送着灵柩返乡，也住在同一个驿站（古代公务出差的旅馆）。
而吴棠的仆人没搞清楚，稀里糊涂地把银子错送给了惠征的女儿兰儿。兰儿听说有父亲的朋友送来程仪，内心极为感激，因为惠征生前积蓄不多，后事较为凄凉。兰儿一路上饱受世态炎凉，突然间有人雪中送炭，就问了送礼者的姓名并铭记于心。
仆人回去一汇报，吴棠发现送错人感到很恼火。但是他毕竟是有风度的读书人，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的。怎么可能做出“把送出的礼要回来”这种猥琐的事情？
而且，吴棠和惠征虽然不熟，但是也听过他的名字，现在后事这么凄凉，自己更不好意思去逼别人孤儿寡母的退礼了。
他想了一下，只能无奈地说道：“算了，官员的体面还是要有的。你另外送一份礼给叶道员，这份钱就算是我的一点怜悯之心吧。”
这件事导致吴棠成为官场的笑谈，朋友们聚会时还常常取笑他。吴棠只能懊恼仆人粗心大意、办事不力，冷落了这个仆役并把他送回老家冷藏。
想不到就是吴棠的这一点怜悯之心却让他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惠征的女儿兰儿进京后顺利通过选秀入宫，然后风云变幻地扶摇直上。
后来，她一直认为吴棠是父亲的好友，感念吴棠的雪中送炭之情。
吴棠虽然个人能力一般，政绩平平，想不到平步青云，官至四川总督（八大总督之一，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入京述职时才发现当年仆人的失误举措加上自己的一念之间成就了这一番因果。对了，兰儿的大名叫叶赫那拉·杏贞，史书上称他为“慈禧太后”。
当然，吴棠此时的说辞发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这也可以理解。在不同的场合，吴棠总是深情地同僚们说道：“我跟惠征兄惺惺相惜，虽然见面不多，却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想不到他天不假年，当时我痛不欲生，只是因公走不开，所以才让仆人送上些许程仪。后来我还在官署独自悼念了好友一番，想想当年他的风采，真是令人神伤啊！”
同时，吴棠马上从老家接回当年犯错的仆人，称赞他很有眼光，是自己的人生贵人，并给予了大量的奖赏。
呃，所以，有时候努力很重要，但是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古往今来的成就大事者来说，这也是必选项之一，哈哈。此为题外话。
清流领袖 三大策略
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满归京任翰林院编修，与张佩纶、陈宝琛、潘祖荫、王懿荣（张之洞妻兄，近代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等人交往密切，渐渐形成影响很大的“清流派”。
他们经常组织聚会，诗酒风流，引导朝野舆论，指点江山，臧否国事。
后来，李鸿章和左宗棠以及翁同龢等人的斗争愈演愈烈，“清流派”往往成为左、翁等人的重要合作伙伴，让李鸿章常常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
这一天，李鸿章把盛宣怀叫到家中的书房，寒暄过后，他说道：“杏荪啊，现在政坛斗争激烈，我们的压力很大。特别是‘清流派’那些人，不管做实事的艰难，理论总是一套一套的。偏偏他们在道德上无可指责，朝野之间影响力巨大。这让我们的局势非常被动，你怎么看哪？”
盛宣怀想了一下，肃然说道：“老大人，这个事情确实有些棘手。清流派的那些人都是博览群书，善于辩论，讲的都是高大上的东西，虽然不切实际，但是很能唬住一些不明事理的人。
众所周知，在官场上不做事就没有错，而事情做得越多就错的越多。清流们不做实事反而没有把柄，这就像一个刺猬，让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的建议是要分化他们内部的阵营，即使不能为我所用，至少要让一部分人保持中立。”
李鸿章觉得很有道理，捋了一下胡须，略有所思地说道：“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一听。”
盛宣怀想了一下，说道：“我认为可以采用三个计策——调虎离山、化敌为友、孤立分化。目前，清流派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分别为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人。
第一，对于张南皮（张之洞），他是润公（胡林翼）的学生，属于天然的‘经世派’，我们完全可以帮他捋一下思路，使之成为我们的盟友。
张南皮这个人学识很高，为人也廉正，是目前清流派的领袖人物，在士林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够把他拉到‘洋务派’阵营，就可能起到扭转风向的作用。
因此，我建议荃公你可以亲自与他深聊一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回忆往昔与润公（胡林翼）的交情，展望一下未来洋务运动的前景。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相信激励一下会很有价值。
第二，对于张幼樵（张佩纶），这是清流派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名声不在南皮（张之洞）之下。而且他满腹经纶，品性俊逸，在士林的名声也很好。
不过，他的妻子已经过世，还未续弦，这可能是一个加强关系的好机会。现在菊藕小姐正当妙龄，品行端庄，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考虑跟张幼樵（张佩纶）结成秦晋之好，相信这会是一段很好的姻缘。
如果‘清流派’的领袖之一成为您的东床快婿，那他们的阵营还能不分化吗？当然，这一点还需要您仔细斟酌，毕竟这关系到小姐的终生幸福。
第三，对于陈宝琛等人，要么寻找机会打压一下，要么把他们升迁调到地方做一些实事。这样清流们就会意识到理论和实际的区别。即使依然处于清流派的阵营，观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至于完全不切实际。”
听了盛宣怀的这一番话后，李鸿章觉得很有可行性，马上着手进行操作。首先，李鸿章找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人进行牵线搭桥，把女儿张菊藕嫁给张佩纶作为第三任妻子。
果然，女儿后来婚姻比较美满，而张佩纶也成为李鸿章与清流派交往的重要桥梁和助力。
张佩纶在近代史上很有名气，与张之洞齐名，被袁世凯认为是“天下能通透的三个半翰林之一”。但是，他在普通人当中的名气反而不如他的孙女大，他的孙女就是著名作家张爱玲。
其次，李鸿章让属下把张之洞约到自己家中，叙过礼之后，李鸿章微笑地对张之洞说道：“孝达啊，今天我把你叫过来叙叙旧。说实话我们也算是很有渊源。
从公事上说，当年你任湖北学政（大致相当于湖北教育厅长）时我是湖广总督（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省委书记兼两湖大军区司令），我们是共事过一段时间的同僚。当年我和涤师（曾国藩）对你在学界的政绩都颇为赞赏。
从私谊上说，润公（胡林翼）当年是湘军的领袖之一，是‘经世派’的杰出人物。而淮军是湘军的支派，我当年就受过润公（胡林翼）的教诲，对他的能力是极为佩服的。
说句不恭敬的话，我对润公的佩服还在涤师之上。当年我年少意气，与涤师发生矛盾而愤然离去，有赖于润公居中说合，才和好如初。可以说，没有润公，可能就没有我李鸿章的今天。
而你张孝达（张之洞）是润公的入室弟子，承担的是继承衣钵的责任和使命。虽然你不是出身湘军或是淮军，但是师门渊源决定了你你是‘经世派’的继承人，这一点是刻在你骨子里的。
也正是因为这些渊源，当年有几次涤师和我对于你一些不合适的举动都是容忍的，从而看在润公（胡林翼）的面上放过你一马，否则那种时候换个人看看，你认为我们有那么好说话？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张之洞在湖北是如何大办洋务的？他在几次影响近代中国格局的大事上又有怎样的表现？请看下期文章《洋务先驱，胡林翼的得意高徒张之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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