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形势下中国外贸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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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出口成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强劲的部分，并带动整体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随着全球疫情的好转和海外供应链的逐步恢复，市场对中国外需拉动作用下降的担忧情绪开始升温。最近新华社发布的《十问中国经济》一文中，单独就外贸问题做了讨论。文章认为，根据有关部门监测，到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重点外贸企业订单依然充足。我们该如何看待未来一段时间外贸的机遇与挑战？下一阶段应如何保持外贸优势基础，持续推动稳步增长？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短期内海外供需缺口仍将继续为中国外贸提供充分机遇。
一是中国供给能力率先恢复，为出口增长打下扎实基础。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暴发后，中国果断采取严格的防疫政策，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并迅速恢复生产能力。从工业增加值上看，2020年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即恢复至接近疫情前水平。与此同时，多个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对中国的出口有持续的驱动作用。
二是海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端恢复领先于供给端，其恢复特征恰好与中国互相嵌合。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扩表速度约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倍，欧元区和日本的扩表速度也类似，全球主要央行提供了极其充裕的流动性，对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从财政政策看，以美国为例，其疫情后的救助法案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对整体消费的刺激效果较强，但是工业生产恢复速度慢于消费。美国供需缺口自2020年5月开始快速拉大，2021年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消费溢出拉动中国出口。
三是中国产业链齐全，多品种轮流拉动中国出口。2020年疫情后一段时间，海外疫情集中暴发，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疫情后全球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大众居家办公、娱乐时间大大增加，对中国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办公娱乐设备的出口拉动明显。隔离和分散居住的需求也带动了全球房地产业的迅速回升，同样对中国的家具、家电等出口有正向拉动作用。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海外供需缺口仍对我出口有拉动作用。美国供需缺口自2021年5月开始见顶收窄，但是仍然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经初步测算，预计美国供需将在明年二季度实现基本平衡，在此过程中海外消费仍然对我出口有拉动作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高度重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趋势对我国外贸带来的挑战。
一是出口的量价呈现背离趋势。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新出口订单分项来看，自今年5月起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显示制造业出口订单的量整体上呈现持续收缩。但是出口金额增速仍然处于高位，其中出口价格的拉动作用更大。1-9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33%，但是从量上看，1-9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8.9%，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5%，出口量价呈现背离趋势。
二是各项成本抬升，出口企业开工但不赚钱。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抬高原材料成本，中国9月PPI同比上涨10.7%，创1996年有数据以来的新高，对下游出口企业利润有挤占效应。近期中国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限产等措施也影响了部分出口企业的正常开工。此外，全球物流链流转不畅通，国际物流费用大幅上升，部分费用由出口企业分担。根据国际航运研究及咨询机构德路里(Drewry)的数据，10月28日世界集装箱运价指数为每40英尺集装箱9669.47美元，同比增长276%。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从业人员分项来看，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制造业就业人员数量持续净减少。有微观调研显示，出口企业招工难仍然突出，人力成本也在上升。人民币汇率由2020年12月的6.54升值至2021年10月的6.41，9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较美元计价出口增速低8.2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口企业结汇后的净收益。
总的来看，在出口数据亮眼的背后，仍然有一些令市场担忧的因素——出口的数量增速并没有金额那么高，上游原材料、人工、货运费、汇兑等各项成本，均对出口企业的利润带来负面影响。
那么，面对新形势下的外贸挑战，下一阶段中国应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成本。加大上游原材料的保供稳价力度，对出口企业实行阶段性税收缓缴、减免，通过再贷款等结构性金融工具加大对出口企业的定向融资支持，倡导汇率风险中性原则，鼓励出口企业更多采用汇率衍生品等产品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二是更大力度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新华社《十问中国经济》中强调：中国及时控制住疫情，为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常运行提供了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加了跨国公司布局的黏性。总体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下一阶段通过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重点领域准入门槛、持续减少市场准入限制等措施，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和国别地区来源，与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促进消费协调联动。
三是大力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以研发、金融、物流、营销、品牌为代表的服务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愈加凸显。下一阶段重点推动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打造高水平改革开放平台三个方向，不断提升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水平。（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出口成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强劲的部分，并带动整体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随着全球疫情的好转和海外供应链的逐步恢复，市场对中国外需拉动作用下降的担忧情绪开始升温。最近新华社发布的《十问中国经济》一文中，单独就外贸问题做了讨论。文章认为，根据有关部门监测，到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重点外贸企业订单依然充足。我们该如何看待未来一段时间外贸的机遇与挑战？下一阶段应如何保持外贸优势基础，持续推动稳步增长？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短期内海外供需缺口仍将继续为中国外贸提供充分机遇。
一是中国供给能力率先恢复，为出口增长打下扎实基础。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暴发后，中国果断采取严格的防疫政策，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并迅速恢复生产能力。从工业增加值上看，2020年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即恢复至接近疫情前水平。与此同时，多个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对中国的出口有持续的驱动作用。
二是海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端恢复领先于供给端，其恢复特征恰好与中国互相嵌合。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扩表速度约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倍，欧元区和日本的扩表速度也类似，全球主要央行提供了极其充裕的流动性，对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从财政政策看，以美国为例，其疫情后的救助法案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对整体消费的刺激效果较强，但是工业生产恢复速度慢于消费。美国供需缺口自2020年5月开始快速拉大，2021年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消费溢出拉动中国出口。
三是中国产业链齐全，多品种轮流拉动中国出口。2020年疫情后一段时间，海外疫情集中暴发，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疫情后全球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大众居家办公、娱乐时间大大增加，对中国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办公娱乐设备的出口拉动明显。隔离和分散居住的需求也带动了全球房地产业的迅速回升，同样对中国的家具、家电等出口有正向拉动作用。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海外供需缺口仍对我出口有拉动作用。美国供需缺口自2021年5月开始见顶收窄，但是仍然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经初步测算，预计美国供需将在明年二季度实现基本平衡，在此过程中海外消费仍然对我出口有拉动作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高度重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趋势对我国外贸带来的挑战。
一是出口的量价呈现背离趋势。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新出口订单分项来看，自今年5月起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显示制造业出口订单的量整体上呈现持续收缩。但是出口金额增速仍然处于高位，其中出口价格的拉动作用更大。1-9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33%，但是从量上看，1-9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8.9%，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5%，出口量价呈现背离趋势。
二是各项成本抬升，出口企业开工但不赚钱。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抬高原材料成本，中国9月PPI同比上涨10.7%，创1996年有数据以来的新高，对下游出口企业利润有挤占效应。近期中国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限产等措施也影响了部分出口企业的正常开工。此外，全球物流链流转不畅通，国际物流费用大幅上升，部分费用由出口企业分担。根据国际航运研究及咨询机构德路里(Drewry)的数据，10月28日世界集装箱运价指数为每40英尺集装箱9669.47美元，同比增长276%。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从业人员分项来看，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制造业就业人员数量持续净减少。有微观调研显示，出口企业招工难仍然突出，人力成本也在上升。人民币汇率由2020年12月的6.54升值至2021年10月的6.41，9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较美元计价出口增速低8.2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口企业结汇后的净收益。
总的来看，在出口数据亮眼的背后，仍然有一些令市场担忧的因素——出口的数量增速并没有金额那么高，上游原材料、人工、货运费、汇兑等各项成本，均对出口企业的利润带来负面影响。
那么，面对新形势下的外贸挑战，下一阶段中国应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成本。加大上游原材料的保供稳价力度，对出口企业实行阶段性税收缓缴、减免，通过再贷款等结构性金融工具加大对出口企业的定向融资支持，倡导汇率风险中性原则，鼓励出口企业更多采用汇率衍生品等产品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二是更大力度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新华社《十问中国经济》中强调：中国及时控制住疫情，为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常运行提供了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加了跨国公司布局的黏性。总体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下一阶段通过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重点领域准入门槛、持续减少市场准入限制等措施，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和国别地区来源，与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促进消费协调联动。
三是大力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以研发、金融、物流、营销、品牌为代表的服务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愈加凸显。下一阶段重点推动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打造高水平改革开放平台三个方向，不断提升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水平。（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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