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越南的中国工厂主，在印尼建起“小东莞”

一位64岁的当地居民在接受采访时感叹：“因为有这些工厂，现在的生活像在天堂。”

北江省曾是越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2010年时，北江的人均年收入为650美元，约为当时越南全国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去南部打工，是当地人谋生的出路。而2020年，北江省人均年收入达3000美元。

这一切都受惠于全球劳动密集性产业的重新调整。除了北江，越南北部的其他省份，如海防市，也吃到了这波红利。

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供应链转移，第四次发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最大受益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目前，正处于第五次供应链转移的历史阶段，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迁移，越南等国家成为受益者。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后，越南将代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言论甚嚣尘上。

就像在中国发生的一幕，在短时间，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越来越多工厂正告别越南，供应链转移的新选项正在浮出水面。

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是答案之一。

曾经发生在越南北江的画面如今正在印尼中爪哇地区上演：公路上货车来来往往，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居民楼却依然破旧低矮，现代工厂与传统社区交相辉映，映照着这些小镇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位置。或许很快，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中爪哇小镇就会像越南北江、东莞厚街一样，在全球产业链发展史上拥有自己的名字。

建哥2018年来到马永镇时，镇上只有二三十个中国人，而现在，中国人群体已达几百人。

大部分人应该对马永镇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这是印尼中爪哇的一个县级市镇，距离首都雅加达约400多公里，发展程度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县城。

可这座连Google都难以搜索出的小镇，却正在吸引着中国老板前去建厂。

除了马永镇，中爪哇吸引中国老板建厂的还有三宝垄和哲帕拉。三宝垄背靠爪哇海，是印尼仅次于泗水、雅加达的第三大港口，是中爪哇地区的核心首府，如今已成为印尼新兴的工业中心，不少工厂都落在三宝垄。马永镇位于三宝垄东部、哲帕拉位于三宝垄东北部，属于县级市，比三宝垄的行政级别低，在三宝垄渐趋饱和时，一些厂子开始往马永镇和哲帕拉外溢，追逐着这两个县级市镇更低的人工与土地。

“开厂潮”是在疫情之后越来越明显的。

建哥告诉智象出海：“2022年疫情开放后，来中爪哇考察建厂的中国老板络绎不绝。”

Jack是一家物流公司在印尼三宝垄的负责人，这家物流公司在印尼雅加达、三宝垄、泗水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拥有80名员工，深耕印尼多年，不少客户都是在海外设厂的中国企业。他告诉智象出海，从2022年开始，从缅甸、柬埔寨、越南和中国转移过来的厂子越来越多，大多是鞋服、箱包等劳动密集型的工厂。

Jack是2019年来的印尼，2021年来到三宝垄。对于中爪哇，Jack已经非常熟悉。中爪哇地区是印尼人口相对密集、人均工资较低的区域，整个中爪哇人口超3000万，其中三宝垄人口约170万，哲帕拉人口数为120多万，马永镇人口数约为80万，月工资基本在1000多元人民币左右。中爪哇的地价也很低，最便宜的时候，每平方米大概七八百元人民币，但最近，由于前来建厂的越来越多，土地价格在上涨。

不仅是中国工厂选择落地中爪哇，还有不少台资企业、日韩企业也在向中爪哇流动。这种流动又分为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其他东南亚国家如缅甸、柬埔寨、越南等流动过来，还有一条迁移路线发生在印尼国内：从雅加达、万隆和泗水这几个老牌的工业聚集区向中爪哇流动。

像Jack提到的，低廉的地价与劳动力是吸引这波企业落地建厂的主要原因。

对比来看，越南的厂房租金近两年几乎翻倍，人均工资也在不断上涨，2023年，越南的人均月工资已经上涨至2056元人民币，熟练工的平均工资达2800元人民币，越南年轻一代的工资要求甚至上涨至4000-5000元人民币。预计未来三至五年，越南的工资还将翻倍。

更重要的是，越南开始出现用工荒。在《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工厂老板在越南北宁的工厂2018年时就开始招不到工人，当时为了招工，每介绍一个工人到工厂，就给介绍人500元人民币的介绍费，这种用工荒在疫情后更为严重。2023年底，越南人口破亿，劳动力人口约在5100万左右，与之相比，印尼的人口数是2.7亿，劳动力人口约为1.4亿。

而在印尼国内，雅加达、泗水的基本工资也已经上涨至2400多元人民币。

除了工资低，中爪哇的人员稳定性也更强。雅加达、泗水汇集了来自印尼各地的人员，流动性大，且经常发生游行示威，如果发生游行，每一家工厂必须要出50%的人员参与游行。而中爪哇地区，基本是当地人，少有外来人口，本地人群体较为稳定，且民风淳朴，比较善良，服从管理。

与中国相比，中爪哇地区的年轻人进厂的意愿也较高。“这边的年轻人，消费意识比较超前，拿了工资就是消费，所以他们每个月拿着1000来块钱工资，但是他们幸福指数很高。”Jack告诉智象出海。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中爪哇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不少箱包鞋服厂，都选择在中爪哇建厂。Jack告诉智象出海，仅哲帕拉就聚集了15家箱包厂。

大创园、锦林、维京、恒漩等中国泉州箱包厂都随着这波潮流涌了过来。

恒漩箱包厂的印尼负责人叶清告诉智象出海，恒漩箱包在缅甸有工厂，目前在印尼三宝垄也新成立了工厂，工厂占地6万平方米，800人规模，未来会扩充至2500人。恒漩箱包的原材料主要从中国进口，产品销往欧美，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建厂，主要是跟着客户订单走，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可以免去关税。

叶清说，其实比起来，缅甸的人工比三宝垄更低，最低月工资只有600-1000元人民币，而目前印尼工厂的底薪约1100元人民币。缅甸的熟练工也比较多，在他看来，缅甸其实更具优势。但缅甸政局不稳，不利于厂子的长远发展，中爪哇成为箱包厂的另一个选择。

在中爪哇开厂，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员工技术不成熟，达不到效率，叶清提到，他厂子里目前招到的工人，几乎都是没有进过工厂的，培训成本高。Jack也提到，印尼是穆斯林国家，工人一天要做5次礼拜，工作效率不高，“很多工厂老板的直观感受是，这边可能四五个人的效率顶一个中国人的效率。”

此外，三宝垄虽然有国际码头，离新加坡也很近，国际运输具有优势，但三宝垄只有一条高速公路，道路运输经常拥堵，由此产生的费用高。

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厂子将要落地在这里。

叶清告诉智象出海：“近期来考察的人比较多，实际确定落地的占60%，几乎都在中爪哇。”

Jack算了一笔账：“一家1000工人的箱包厂，每个工人省下300元的人工费，一个月就能省30万，还有土地成本，省下来的这些钱，和物流等成本打平不成问题。中爪哇的电费也只有6毛，整体对比下来，还是很有优势的。”

三宝垄90%以上的箱包厂都是Jack所在物流公司的客户，从他提供的数据看，2022年，一个月差不多能出口1000多个货柜的箱包产品，2023年高峰期差不多能出口600-800个货柜。

厂子快速地向中爪哇聚集，也带动了当地的园区生意。

朱元明是2008年到的三宝垄，目前在一家名叫JIPS工业园任职。他告诉智象出海，目前很多做鞋子、箱包、衣服、玩具的工厂落地印尼，其实三年前，相关的产业链已经在渐渐向印尼发展，国内很多纺织类的企业都在向外转移，2023年3月，福建纺织企业考察团就曾到中爪哇进行考察，但落地到印尼的高附加值企业如汽配、新能源企业相对较少。

JIPS工业园2020年开始招商，目前已经有十几家中企在园区落地，除了一家印度服装厂，其他全是中资企业。

“最近对接的几家工厂有做皮料皮具的，也有做箱包配件、电子产品、化妆品的，都是近三个月进来的。”朱元明告诉智象出海。

工厂进驻园区，大多是直接购买土地，最小的购买2万平方米，最大的购买60万平方米。在印尼，买地还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政府的工业园区你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期限只有80年，我们属于私人工业园区，从我们手上购买土地，使用权是永久的。”朱元明告诉智象出海。

JIPS工业园的老板是一位印尼华人，2016年左右，他看准了供应链转移的趋势，开始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2018年开始发展私人工业园。也算是供应链转移的末端受益者之一。

朱元明最近的微信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着土地成交、园区修建的视频，他告诉智象出海，未来2-3年，JIPS园区将能容纳至少5万名员工。

对于中爪哇当地人而言，能够进入中国工厂干活，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去向。

“中国工厂的条件算不错的，比如有的工厂连风扇都不装，中国工厂会装上风扇，一些大的纺织厂，还会给印尼员工包中饭，本地人进厂的意愿很高。”朱元明说。

三宝垄正在成为新的“越南北江”。

朱元明见证着三宝垄这十几年的发展。2010年时，三宝垄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2016年之后，市区不断发展，工厂陆续建了起来，但楼房还是很少，基建没有跟上来。这是一种很神奇的错位，就好像这座城市发展得太快，以至于它自己都跟不上自己的步伐。

三宝垄与越南北江的魅力是一样的，陷阱也是一样的：低廉的土地，与便宜的人工。在中爪哇，新的流动已经开始：工厂正在由三宝垄向更便宜的周边扩散，工资能够再低200元人民币的马永镇与哲帕拉开始拥有姓名。

朱元明说，哪里更便宜，哪里就会有工厂。甚至有一位中国老板，将工厂建在了离马永镇几十公里外的郊区，那里连园区都没有，就那样一座工厂，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而几年前，那偏僻的地方还会发生抢劫。一切只因为那里有着更便宜的土地与工人。

可“便宜”始终会成为过去。几年前中国工厂老板涌向越南时，预测的“黄金窗口期”是5年，但现在，越南已经开始贵了。

印尼也会贵起来。Jack告诉智象出海，印尼的劳工法对工人的保护非常到位，工资每年都在涨，2022年涨了20%，2023年涨了25%，今年计划涨15%，前段时间劳工工会又提出了罢工计划，希望2024年涨到25%。

对于工厂老板而言，印尼也存在“窗口期”。

“这里也只能待十年，人工成本涨起来，我们又得再挪地方。”印尼一位中资工厂的老板说。

按采访对象要求，建哥、叶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