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商为何出不了马云？在暨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报告

写在前面的话：

我生平只上过两次大学讲台，一次是在我的老家，去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二本学院，给中文系的同学讲通讯报道，属于比较肤浅的那种。第二次就是这个月（2018年11月1日），我应邀前往广州著名的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去该校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次有关印尼华商话题的讲座。

按事先确定的题目，我讲的是《印尼华商的发展成就与思维瓶颈》。坦白说，这个话题比较宽泛，也有些深奥复杂，确实不是我所能胜任的。

以我现在的岁数，已经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所以我不好意思说非常激动，三生有幸之类的客套话。但平心而论，我确实有些忐忑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并非学者，只是一个靠写文章为生的记录者，感性偏多，理性不足，逻辑性差，也没有受过学术训练；虽然长期在印尼，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准确地说，只是一个印尼华人社会的旁观者。

所以，为了把我所观察到的种种现象，上升为观点，再进一步总结到理论层面，这段时间，我特别请教了一位理论和实践都非常有见识的老朋友邱易平先生，他在上海，做过多家媒体的老总，是一位独立的社会观察家，也曾经是一名党校老师。我和他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多次探讨，感觉受益匪浅。

尽管如此，我还是坦诚地告诉学院的师生，我所讲的仍然有许多论据不充分，论证不严谨的问题，请大家予以谅解，因为这只是一个漫谈而已。

下面是我演讲的内容：

近年来印尼华人社会的一个现象：有关马云的话题方兴未艾     

我是从2004年开始去印尼采访写作的，写了一些侨领和企业家传记。今年7月份，我在朋友鼓励下，开了一个“丁剑印尼纪事”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很多故事在上面。暨大国际学院李皖南系主任看到了，就邀请我来给同学们讲一讲，这样就有了今天这场报告会。

与暨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李皖南副教授在暨大番禺校区

接受邀请之后，我就考虑要讲一个什么话题？

这些年我在印尼，写了二十几本华社精英的传记，平时接触的，大部分是华商老板和华社领导。这些传记人物，基本上都是亿万富翁，属于老一辈传奇人物，有做贸易的，有开工厂的，有开煤矿的，也有开银行的。他们中不少些人，几十年前就已发达显贵，江湖闻名。

刚来印尼时，我有一个印象，这里的富豪对于居住环境比较讲究，有很多豪宅大院非常夸张，前后花园动辄好几千平米，游泳池不必说，有的人家院子里甚至建有网球场和小型高尔夫球场。

当然这十几年来，中国也出现了不少这类富人，各种豪宅已不新鲜。但是不要忘了，早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土豪那时还在为温饱问题挣扎奋斗，印尼华人富商就已经这样排场了。还有不少华人老板喜欢收藏，也不管真的假的，就在自己家里开设了博物馆，但因为不是文化人，也不懂得对外开放，没有一个人像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那样，让老百姓随便参观。

2006年，我带了两位中国作家（一位是安徽合肥的，另一位来自河北保定）到印尼采风。经朋友介绍，在雅加达参观了一位吴姓富豪的庄园，差不多有两公顷大小，里面有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还有一座城堡式建筑，附带桑拿房、小型电影院、游泳池，地下室还有一个收藏了各种珍奇玩意的博物馆。庄园内帮忙打理的男女仆人有十几个，但是房主人吴先夫妇和一个女儿全家只有三个人而已。我们在主人家客厅墙上看到许多达官贵人来此做客的照片，记得其中一位是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李肇星。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见过这样排场的住家，免不了惊叹不已，大开眼界。

那位安徽作家回国后，忍不住在新安晚报发表文章炫耀了一番。他还用排比句大发感叹：这是骄人的业绩，这是财富的神话！这是资本的力量！云云……

有钱人先富后贵，富而思贵，追求物质享受，原本属于正常现象。不过，我对安徽作家朋友表述的所谓” 资本的力量“多少有点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些华人只不过把财富固化为豪宅和私人收藏，恰恰没有变成资本的力量！因为这些资本并没有投入到新兴产业中，让它发挥出更大的效益。

话题扯的稍有点远，我们再回到主题。

无庸置疑，海外华人与中国有一种割不断的渊源关系，所以印尼的老一辈华人平时闲聊，往往喜欢拿一个中国的大人物或者名人说事儿。这一两年，我发现印尼华社吹牛侃大山的话题，变成了高调鼓吹中国的一批新生代企业和它们的品牌，比如阿里巴巴，比如华为、小米，还有腾讯，等等，大都是近年来崛起的IT业巨头。

华商老板最喜欢谈论的一个人是马云，动不动就是马云说了什么，马云又说了什么！“哎——你知道吗？关系靠走动，团队靠活动，客户靠感动，资金靠流动，生命靠运动，成功靠行动！”这不是我说的，是马云说的啊……”

不管是不是马云说的，华人老板都喜欢把这一类的格言安到马云头上。

我查看了一下印尼最大的中文媒体国际日报的数据库，从2018年9月4日到10月27日，这家报纸刊登的有关马云的报道文章，就有20篇之多。由此不难看出，马云在印尼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印尼总统佐科维也是马云的追星族。图为今年9月1日，佐科维在茂物行宫会见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佐科维希望马云能落实有关通过阿里巴巴集团在印尼增加投资的承诺。总统说，此前阿里巴巴曾承诺，要通过电子商务在印尼增加投资，投资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佐科维对马云说：“我很期待你今天给予上述承诺的消息。”

那么，马云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简而言之，他有三大本钱。其一，马云把中国互联网引入商务时代，他是开拓者。其二，马云是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他的作法值得同行效仿。其三，马云旗下的产业都处于中国的领先位置，这与马云个人对市场或者国际趋势的预见能力是分不开的。

这样一来，他不仅是中国年轻一辈创业者的导师，也成为了印尼中小企业家的偶像。

印尼华商为什么出不了马云这类人物？

我在印尼看到这种现象，就自然而然想到一个问题：印尼有众多华商经营人才，其民营企业和私人商业的历史，几百年来一直在延续，即使排华比较严重的时期，也不像新中国成立后大约有30年时间，受当时的政治因素影响而完全中断。可是，在印尼，为什么没有出现马云这样的人物呢？也很少出现新兴的独角兽企业呢？

说到这里，我要先向各位报告一组数据，来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尼这个领域的情况。

所谓“独角兽”企业，简单定义就是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成立时间相对较短（10年以内）的初创企业。被视为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主要出在高科技领域，互联网领域尤为活跃。

中国胡润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仅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就新诞生了52家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了162家，平均每3.5天就产生一个新的独角兽企业。

那么，印尼的独角兽企业有多少呢？10月27号国际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标题是：佐科维总统推动我国“独角兽”公司继续发展  总统称赞说，近五六年来我国出现四家“独角兽”企业。2019年，将有可能再创办五家新独角兽公司。

长达五六年时间，才出现四家“独角兽”企业，印尼的媒体还很高兴，报道的原话是：“总统坦言对我国初创公司像雨后春笋般诞生感到惊讶！”

同学们可能认为，中国是个大国，而印尼是个小国，两国没有可比性。其实，印尼国家也不小。

印尼大约有2.6亿人，仅排在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后，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印尼陆地面积约190.4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约316.6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专属经济区），由17508个大小岛屿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从东到西幅员长达5500公里，坐飞机要7个多小时，是除中国之外领土最广阔的亚洲国家。

中国2017年国民生产总值，折合美金12万亿8千多亿美元，印尼2017年的GDP1.02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二分之一。但是其人口却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有着2.6亿的人口，人均GDP只有3859美元，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比印尼高出五千美元。

1998年金融危机前，印尼的人均指标本来是高于中国的，可是发生金融危机后，就变得低于中国，这20年再也没有反超过，中国在经济体量上对印尼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至于工业和基础设施方面，印尼和中国的差距之大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如此，印尼的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东南亚地区首位。而且印尼财产在10亿美金之上的超级富豪也不少，2017年大约是20几个，总资产规模好像是600多亿美元。中新社的报道说，印尼最有钱的十大富豪，有七个是华人，这七个人全部经营商品买卖，他们当然也开工厂，但都是靠做生意起家，没有一个是从事IT业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为什么印尼华人社会出不了马云这样的人物？

准确的说，是很难产生与互联网新技术有关的所谓高科技创新企业。

众所周知，印尼比较有实力的工商业者，绝大多数是华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掌握了印尼的经济，因为华人占据的主要是印尼的商业流通领域，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里。对此，印尼有名的华人银行家、企业家李文正有一个论断。

他认为：印尼国营企业控制着 50% 的印尼经济。包括所有国计民生的主要部门及行业。“其余 50% 的经济掌握在外资和私人企业家手中，外资占 23%，剩下的27%才是印尼国内资本和华人资本，华人资本企业在这27%里面占了 70% 。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客观这的分析。尽管如此，从私营经济的体量和规模上看，印尼华人的成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相当可观了。

我举几个亲眼目睹的例子。

十多年前，我曾经参观过西爪哇的印多快熟面工厂，过去是林紹良家族控股的，全印尼也可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规模，具体产量我忘记了。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在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车间，十几条方便面生产线，全自动的，几乎看不到有工人操作，车间一侧大门，是排着队的卡车往里面拉面粉，另一侧的大门，是卡车排着队往外拉快熟面。

如此巨型的快熟面工厂，只不过是三林集团产业的冰山一角而已。

今年我还去了东爪哇的一个小城市谏义里，当地有一座驰名东南亚的丁香烟工厂盐仓公司。这家由我家乡福清人华侨前辈蔡云辉早年创办的巨型企业，乃是在印尼社会及朝野影响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之一，鼎盛时期员工超过5万人，每个车间的卷烟工人都是几千人整齐排列，坐在那里蔚为壮观。这个盐仓公司，数十年来一直占据着两亿多人口的印尼香烟市场一半或接近一半的份额。

印尼香烟市场另一半份额，也是华人企业“针记”集团占有的。在印尼超级富豪的排行榜中，“针记”集团的黄惠祥、黄惠忠两兄弟已连续5年蝉联榜首。他们的企业集团涵盖房地产、银行、电子产品、烟草、通讯、棕榈油等众多领域。目前兄弟俩共同拥有财富资产大约是150亿美元。

还有一个祖籍广东大埔的客家人郭桂和，是印尼爱发便利店的老板，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把他的爱发便利店从最初的7家猛增到一万两千多间，遍布爪哇岛及各个主要岛屿，我今年端午节去了西加里曼丹，发现在那儿非常偏远的地方也到处都有郭桂和的便利店，你驱车在乡下，渴了累了，想喝杯咖啡，吃点东西，或者去洗手间一下，这些统一标准的便利店都可以提供周到服务，这一点要比中国做的好很多。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在此不必赘述。

我想说的是，以上数据和事例，已经部分地说明了印尼华商的发展成就。这是我们今天话题的第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如果用国际性的商业影响力来衡量，上述印尼企业巨头加在一起，还比不上一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当然更比不上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的企业家。

那么，这些印尼华商为什么没有成为类似马云的人物，换句话说，在他们手上，为什么不能出现阿里巴巴这一类的互联网世界的商务平台呢？

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华人的传统文化和心理定式，印尼不可能出现天使投资，或者风险投资支持衍生出来的新型创业人和高科技企业。

李皖南老师把它概括为：印尼华商的思想瓶颈。我后来考虑，如果用印尼华商的思维局限性来表述，恐怕更准确一些。

在暨大“天下论坛”讲座海报前留影，晒出来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

这才是我此次要讲的主要问题。

海外华人遵循中华传统文化所表现的优秀品质，比如吃苦耐劳、敢于拼搏，善于忍耐，灵活变通，等等，已经有很多人总结过了，我不在这里重复。

我想说的，是他们文化心理，以及思维的局限性。

我把它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A.老一辈华人的客居心态。

他们对印尼缺乏归属感，认为印尼毕竟是人家的的地盘，我们只是在这里赚钱享受而已，由此产生了很强的投机心理。他们大都喜欢做各种生意，除了传统的小生意人，那些比较有魄力的华商，多从事进出口贸易，或者开钱庄、办银行，开股票行等等，喜欢涉足赚钱比较快的行当。

B.华人老板以小搏大的创业习惯。

这些人在过去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太多以小搏大，甚至是蛇吞象的成功范例。所以他们特别讲究四两拨千斤，以所谓“通小术而成大事”而沾沾自喜，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也因此错失过很多机会。

C.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印尼华商大企业集团对自身的产业，喜欢“包山包海”，旨在形成垄断经营，上下游产业都由自己家族的企业掌握，以获取利益最大化。

比如已故印尼首富林绍良在自己创业，并在因缘际会中，以胆大心细、热心仗义的人格魅力，与后来成为印尼总统的苏哈托结成了莫逆之交。印尼独立后，他在多个行业大展拳脚，纺织、水泥、化工、电子、林业、渔业、航运、保险、金融、房地产、黄金宝石、酒楼饭店、医疗器材、电信设备、钢铁，几乎做遍每个行业，建立其一个庞大的“林氏王国”，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2012年，林绍良去世，集团由其子林逢生接管。

林绍良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强调，做大事，第一靠机遇也就是人际关系，第二是找对合作伙伴。

印尼这一类大企业集团，差不多都是通过与政府高层的特殊关系而形成的垄断。这种关系密集型企业虽然很赚钱，但是受政局影响非常大，也有不小的经营风险，一旦依靠的后台老板下台了，企业就可能由盛转衰，江河日下。

有学者对这种依靠关系发展的垄断型企业，做了以下结论：

“这类企业往往没有进行大规模品牌建设和实行大规模的研发能力，导致它们在组织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有限，从而也导致了它们对关系密集型产业的选择，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个人关系总是有限的，而研发创新的原则是无限的。选择关系密集型产业不仅限制了企业成长的空间，也导致了额外的经营风险，结果自然是无法做到更大。”

我个人觉得，上述分析非常有道理。你看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历史上印尼的华侨商家大佬虽然很多，如果包括整个东南亚的华商富豪就更多，但是他们名下那么多企业，几乎没有多少产品属于国际知名品牌。早期新加坡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创出的虎标万金油驰名东南亚一带，还有当代马来西亚的糖王郭鹤年先生旗下，创出了香格里拉酒店在全世界也非常有名，除此之外，赫赫有名的商业品牌就没有什么了。而印尼的华商数量最多，块头最大，我所知道的只有蔡氏家族的盐仓牌丁香烟和黄氏兄弟的针记丁香烟，在印尼家喻户晓，还有少数巨头老板拥有个人品牌，然后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国际商业品牌了。

D.老一辈华人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不免产生文化优越感，看不起印尼本土文化，也比较排斥西方文化。

很多受过中文教育的老华侨，对中国民间流传的谚语格言都是烂熟于心，什么刘备招亲，假戏真做，什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还有什么狸猫换太子等等，张口就来。也以此作为在外交际的行动指南。也有一些华人时刻不忘宣讲中文的妙处，比如：

“出字两座山，你知道哪一座是金山？哪一座是银山！”

“朋友两个月，你知道哪个月下霜？哪个月下雪！”

数年前，印尼华人百家姓协会的副总主席彭观炎先生有一次找我聊天。说到印尼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彭先生用调侃的语气笑嘻嘻地举了个有趣的例子：

我们中国人讲数字，一二三，用中文讲写多么干脆有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可是用印尼话呢？一是傻都（satu），二是都哇（dua），三是迪嘎（tiga），音节上已经比我们中文汉语多了一拍，罗里罗嗦。哈哈，你看他们的语言都这样拖泥带水，效率不高，更不要说做其他事情了，哪里能比过我们中国人！

彭先生半开玩笑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但这却是不少老一辈华人的文化观点。

E.印尼华人也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没有分享财富的习惯。在其创业过程中，尤其是创业成功之后，从来都是搞家族式企业，老头子说了算，感觉这样控制最保险，随意性很强，外来人很难进入决策层，极少出现西方家族式企业那种真正的董事会体制，比如股权明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等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

印尼华人这样的企业文化，过去在经营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朗，这种管理就不可避免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障碍，首要一点就是人力资源的局限。

从过去到现在，有多少印尼华商企业因为上述家族式管理的缺陷而轰然倒下，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大财团也这样败在二代掌门人的手上。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印尼规模最大的20家企业中，紧随首富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其后的，是谢建隆家族的汽车王国——阿斯特拉集团。当时印尼生产的汽车里，有近40%来自谢建隆的集团。凭借谢建隆汽车大王的实力和声望，他的大儿子谢汉石创办了著名的苏玛银行，仅用两三年时间便迅猛崛起，成为印尼十大私人银行之一。

因为钱来得太容易，谢汉石花钱投资根本不愿意精打细算。常常是200万盾就能买到的地皮，他偏偏以双倍价买回，而且对项目评估缺少耐心，买了一堆不赚钱的资产。即便是不错的项目，也没有做长远考虑，人才和管理跟不上。

固执己见，再加上混乱的管理，致使苏玛集团的不良资产和亏损超过10亿美元，负债8亿美元，负债率飙升至70%，已处于风险失控的边缘。

谢建隆防了一辈子风险，却防不住儿子。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他不得不亲自掌舵，先后从阿斯特拉斥资约3.6亿美元救急，并宣布出售苏玛部分资产换取资金。但流动性危机下，大家都缺钱，无人愿意接手。

 “我像一个麻风病或艾滋病人，人见人怕。”身处绝境的谢建隆事后感慨。

为了保住苏玛银行，他不得不将家族所持的阿斯特拉股权卖出近70%，仅保留了 8.2%。即便如此，谢建隆还是未能力挽狂澜。最终，苏玛银行的营业资质被吊销，不得不宣告倒闭。谢建隆奋斗多年的成果也付之东流。

此后，谢氏家族虽然依靠阿斯特拉以外的产业逐渐抬头，但元气大伤后，想重现昔日辉煌已是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为的事情。

2010年4月，88岁高龄的谢建隆走完了他的一生。

以上案例，华商韬略公众号曾有记述，我在印尼也与谢建隆的秘书黄先生交往过几次，相比之下，黄先生和我讲过的谢氏家族有关轶事更加生动而有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便细说。

刚才列举了一些印尼华商的文化特征和事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印尼华人老板对待身边的印尼人，普遍采取小钱管理的方式，或者可称之为“小费模式”，比如我认识的很多华人大商家，他们平时坐豪华汽车出门时，每逢遇到司机要付停车费、过路费，这些大老板差不多都是亲自从口袋里掏出几千盾小钱交给司机付款，而不会像国内那样事先给司机一笔钱，让他们自行掌握。

几乎所有的印尼华人，都熟知一个当地社会的一个潜规则，对于为那些你服务的印尼人，你可以给他小费，每个礼拜或者半个月给他发一次工资。但不能让他们看到大钱，更不能让他们拿到大钱。一是怕他们有不良企图，二是深知那些原住民如果一旦拿到比较大的钱，比方说相当于几千、几万块人民币的印尼盾，他明天就有可能不来上班，而是跑出去消费享受生活去了。

这方面的事例屡见不鲜。

我所接触过的印尼普通老百姓，比如给老板开车的司机，朋友家的佣人，还有一些城市贫民，他们几乎都没有任何存款，买东西或者办什么事情，你叫一个印尼劳动人民家庭拿两吊印尼盾（200万卢比亚，差不多1千块人民币），他们一定拿不出。

针对原住民的贫困，一代又一代印尼本土的精英人士，或者称之为民族主义者，不是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现状。

早在苏加诺总统时期，就有一条法令规定，只有原住民商人才有权力获得政府给予的官价外汇，用来做输入进口生意，那怕这个原住民只有一个空皮包，也可以充当头盘进口商。反过来对于华裔人士，即使你入了印尼籍，渠道很多，资金雄厚，商场经验再丰富，你也无权获得政府配给的官价外汇，只能充当二盘商。这一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市场上很快出现了被人戏称为“亚里峇峇”的模式。意思是在一间二层楼的店屋里，楼下坐着原住民商人“亚里”（印尼原住民男性的名字有很多叫“亚里”——ALI）；而楼上坐着真正操盘的华裔商人“峇峇”（印尼话通常称呼男性华裔家长为BABA——峇峇）。究其原因，那些原住民商人一无资金，二无关系，三无经验，他们只好将拿到的政府官价外汇再转卖给华人从中牟利，或者干脆挂个名在楼下做做样子，一切生意上的运作还是由楼上的华人老板料理。

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伍耀辉先生，是印尼友联化工集团老板。他告诉我，“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呢？当然有历史上的原因，有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以前的政府在政策上歧视华人的原因。但华人自身也不是没有原因——简单来讲，就是很多华人在印尼，始终有客居的心态，没有把自己当主人，不关心印尼友族的文化，也不参与政治，只要能够找钱就好。这样一来呢！即使和印尼人交往也是比较肤浅的，纯粹利益关系，不可能深交。”

这当然是华人为适应印尼独特的国情，争取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采取的一种企业模式。几乎每一个华人企业都是如此，有实力的知名企业请来挂名的印尼人，大多曾经是军政要员，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在伍耀辉公司里充当这一角色的印尼合作者，便是一名退役的宪兵准将穆卓诺，双方友好相处几十年。后来退役准将病故了，伍耀辉不忘旧情，继续聘请其夫人在公司任职，直到前几年老太太去世。

年轻时代的伍耀辉先生，即与印尼前宪兵司令卓诺·苏莫维卓约将军建立了密切关系。图为他和身穿民族服装的穆卓诺在交谈。

除此之外，政府也曾多次扶持原住民，发给他们低息或无息贷款，鼓励他们从事工商业，与华人竞争。但是每次都有不少人一拿到钱就游手好闲，不做事了，有的甚至买汽车，讨小老婆享受生活。钱花完了，贷款有去无回，政府也无可奈何。

F.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术

印尼人贪图小钱，不思进取的历史渊源之一

一般认为，因为宗教文化、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很多原住民尚未培养出勤俭节约、刻苦耐劳的习惯。

这的确是事实。

不过，当我和一些印尼华人老板接触久了才知道，原来他们喜欢用小费管理当地人的习惯，或者说当地人普遍贪图眼前蝇头小利，缺乏进取心的特性，还与荷兰人殖民时期的统治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16世纪，随着殖民时代的来临，因为寻找香料，印尼遭到了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 1619年，最初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占领雅加达，开始了长达350年的殖民掠夺。直到二战时期日本南侵，才把荷兰人打跑，日本投降，印尼才被恩赐独立，然后荷兰又杀一个回马枪重新统治，到1949年才最终脱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老一辈华人看出了门道，荷兰人发小钱是为了防止当地人造反。

民间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说英国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文明起来。英国人把自己的语言、文化、科学、教育、法律、制度、宗教、习俗、生活方式传授给当地没有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这些地方就会逐渐从野蛮走向文明。

奇怪的是荷兰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属于西欧白人，都信仰基督教新教，属于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荷兰人统治印尼三百多年，只是留下一些建筑，语言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好像没留下什么东西。荷兰人走后，印尼人的文明程度和荷兰人刚来的时候差不了多少。现在我们也似乎很难在印尼找到荷兰人曾经生活三百多年的痕迹。

那么荷兰人在印尼三百多年干什么了？至少应该教育印尼人学荷兰语，但是没有，殖民时期会说荷兰话是一种身份和待遇，也只有少数富裕华人和印尼土著中的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念荷兰书，上荷兰人的学校。后来独立了就再也不学这一套了。去过印尼的人会发现，这个国家两亿多人，如今已经找不到几个会说荷兰语的人，印尼人的总体思想水平比热带中的土著好不了多少。我个人认为，这有可能是荷兰殖民者有意而为之的一种统治手段。他们人数实在太少，害怕大批印尼人如果通过学习，融入了现代文明，他们就会被推翻。

G.华商在经济活动中对荷兰统治术的活学活用

那个年代，很多老一辈华人都持有一种观点，有朝一日如果印尼人也懂得穿裤子和皮鞋了，我们华人就没饭吃了。意思是说，如果印尼人变得精明能干，华人在印尼就没有发财的机会了。具体说就是，荷兰时期，印尼乡下人男男女女，大多穿一个布口袋似的纱龙，脚上一双拖鞋，或者根本不穿鞋。纱龙也好像筒裙一样，可以一物多用，实在是很方便。

于是乎，他们也像荷兰人一样，对待雇佣的印尼人，通过天天给小钱的办法，使到他们永远无法积累资本，并且养成了贪小钱的习惯，变得头脑简单，搞不懂那些复杂的商业秘密，从而把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身边。

华商老板运用这种手段，确实把印尼员工管的服服帖帖，从一而终。比如，我在很多华人家里看到，一个女佣从年轻就在主人家里工作几十年，告老还乡之后，她的女儿又来这户人家继续当佣人，主人的司机（他们叫车夫）也是这样，父亲退休回家，儿子再来接班。

华商因此发家致富享受了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反过来，他们这种习惯形成的心理定势，也进一步强化了固步自封的思维观念。当真正面对需要资金支持的创业精英时，他们仍然企图走花小钱办大事的捷径，尤其在对待自己不熟悉的行当和领域，更加不敢放开手脚。

因为印尼华商的这种思维局限，这一二十年来，即使有再多前途无量的新兴产业出现，也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前些年，一位有名的华社领袖打算办一本中文杂志，发行全印尼。他委托我为其写一个计划书，我为此还去了趟广州，考察了心仪已久的《南方人物周刊》。得知这本当时已风行全国的杂志，从创刊到盈利两三年时间，大约花费了一千万人民币，招兵买马，铺设发行渠道。我想，中国比较大，搞一本全国性的杂志需要一千万，在印尼至少也要两三百万。我把计划书交给华社领袖，他一看预算数目，淡淡一笑就放下了。他说，我只想拿出个十万八万，主要靠你们慢慢滚雪球，能搞就搞，不能搞就算了。

后来，又有一位老板要办网站，也是这个套路。我明白了，面对他们并不熟悉文化产业，老板们并未真想下功夫粉墨登场，而是仅仅想当个“票友”业余玩玩，过把瘾即可。

话题再回到我开始讲的，被印尼华商推崇备至的马云。

国内的网民都知道，早年的阿里巴巴无人敢投资，而是一个日本人，也就是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投资了马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一天，孙正义接见了来自中国20人的创业者。每个人都有10分钟的时间。而马云仅仅只用了6分钟就敲定了孙正义的2000万美金，孙正义当时要给3000万美金，马云没要那么多。这是1999年2月发生的事情。

后来孙正义又追加了数次投资，总数达到了6000万美金。这些投资在如今变成了价值接近2000亿美金的股票。

慧眼识才的孙正义自己也说过：当时并没有对马云商业模式有过多的询问，而是通过马云，感受到中国互联网大潮即将来临。所以毫不犹豫的投资了马云。

正是有了孙正义的投资，才有了今天的阿里巴巴。马云也曾多次表示：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除了父母，就是孙正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见下图）

在孙正义投资马云的年代，甚至比当时更早的90年代初，印尼有能力付出几千万美金的华人老板，至少有几十上百个大佬不在话下。但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马云去印尼游说那些华商巨头给他投资，会有怎样的结果？——不用说，一定是受尽冷眼相看，然后空手而归。

首先，印尼华人大多喜欢以貌取人，虚荣心比较强，马云的长相就过不了关。

其次，就算马云舌灿莲花，把中国互联网大潮讲的天花乱坠，印尼华人老板由于知识结构所限，也完全听不懂他说的什么。

2018年11月12日，印尼最大的中文媒体《国际日报》转载了暨大国际关系学院网站有关笔者在该学院演讲的报道文图。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报道被编辑淡化处理，放在不起眼的B2工商广告版下方，标题也尽量低调，毫不醒目。

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早已风起云涌，网民也已铺天盖地。我在雅加达看中文国际日报，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有十几版刊登一条祝贺广告，祝贺什么呢？原来是各个华人社团和华商老板，特别祝贺一位非常有名的华社领袖的儿子开设了一间网吧。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不就是一间网吧而已，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的祝贺宣传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印尼众多的华商有钱人，因为年纪都比较大，根本对互联网不了解，也从来不会上网，一听说雅加达华社老大的公子开了网吧，就以外是一家高科技企业横空出世地诞生了，所以争先恐后，纷纷祝贺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你说的这些老一辈华商的因为年纪大，不懂得互联网IT业是正常的。但是他们的孩子有很多都去欧美澳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回来，难道他们也不懂吗？

对，这是事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老一辈华商的孩子接受过西方教育，也没有涌现出来IT行业的精英呢？

原因是印尼有钱人的孩子去国外留学，因为他们要回来子承父业，接班管理家族企业，所以绝大部分学的都是商科和企业管理，回来后直接当老板，其实也对高科技产业没有多少感觉。

当然，这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与互联网有关的产业在印尼也发展的非常快，很多老一辈华人老板也都知道了网络平台的厉害，这也是他们马云这样的人物倍加关注，拼命追捧的主要动因。

然而，无论如何，因为受到思维定势的局限和思想的瓶颈，印尼华人社会没有出现马云这样的人物，导致这个国家错失了一个信息产业颠覆世界的大时代。从而造成了与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

印尼华社这几年冒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慈善家翁俊民先生，相信各位都有耳闻。他是国信集团的老板，也是钱王李文正的女婿。翁先生为人做事比较高调，他买下了国际日报的大部分股份，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观点，呼吁慈善，社会影响很大。

翁俊民旗下的国信集团业务囊括金融、医疗、零售、地产和媒体多个领域，是印尼最近10年来冒得最快的财团企业。

他出任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总主席多年，既在印尼华社卓有影响，又教总统如何与中国做生意，同时还与印尼军政关系密切，甚至曾被视为能够竞选并当选印尼副总统的华族第一人。

有媒体评价：最高荣耀之下的翁俊民，是印尼最有权势和影响的商界领袖之一。

就在笔者发布这篇公众号文章的当天，印尼国际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翁俊民先生被印尼机动警察部队授予“荣誉成员”的报道，以表彰他大力支持国家军警强力部门，促进社会安宁的杰出贡献。图为其中的一个专版。

去年，翁俊民接受了中国《华商韬略》杂志的专访。我觉得，翁先生回答记者提问说的一番话，比较能够代表印尼华商对印尼与中国发展差距的真实想法。

记者问他，我们很奇怪的是，在很多企业家都投资中国背景下，您怎么不到中国大规模投资?

翁俊民说：我以前最早是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不到中国有两个原因：

他说，我曾在10多年前提醒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中国形势已经很明朗，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的改革开放要持续下去。他们说，中国能够发展是一个笑话。现在看，他们当时的判断是一个笑话。

翁俊民还说，另外，我也觉得，在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成功。比如我们印尼过去的，哪些人在中国获得真正的成功了呢?中国现在太强大了，30年前，我们捐点钱就很不得了，我也捐过款。现在不要提了。现在的中国，几十亿美金下去，影子都没有。我真是佩服邓公与后来的中国领导人，他们彻彻底底强大了这个国家。

翁先生最后说，你问我为什么不到中国做生意?

我的问题是，我凭什么到中国去生意，我可以贡献些什么?我坦白说，我一到中国就有自卑感。一看到中国的突飞猛进，就感到自己是什么都不是。我不是谦虚，事实就是这样。

最后，我们简要说一下印尼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般认为，印尼目前总的经济形势还是向好的。比如电商这一块，随着移动电话普及率的不断增加以及中产阶级的壮大，都为印尼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016-2017年期间，印尼的网上购物交易额达到53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网上购物交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这被认为是非常有前景和乐观的数额。所以现在已有本地电子商务公司和国际电子商务公司，都在争夺印尼电商市场这块大蛋糕。

印尼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5%左右，2017年GDP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但人均GDP仅3800美元，尚属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未来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据国际普华永道发布报告预计，印尼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由此，我们有理由对印尼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也对中国和印尼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所讲的就是这些。欢迎批评指正，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与各位交流探讨。

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讲座结束，在课堂与学生互动交流。左二系专程从上海赶到广州为我捧场的老友邱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