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尽火传，功过难评的名臣李鸿章（终结篇）
11276导读：
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慈禧等人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失魂落魄，在仓皇逃亡的途中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议和善后”事宜。李鸿章不得不再次充当“替罪羊”，北上扛起“议和”大旗，饱受侮辱地签订了让他担负永世骂名的《辛丑条约》。在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无比愤懑地仰天吐血，在病痛的折磨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留给历史的只有一声无奈而悠长的叹息！
（接上期）
临危受命 北上议和
“东南互保”协议完成后不久，义和团运动继续在北京高歌猛进，而此时西方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组建了以德国将军瓦德西为首的八国联军悍然入侵京城，局势瞬间急转直下。
盛宣怀来到李鸿章的书房，只看到他静默独坐在藤椅上，落日的余晖映照着他萎靡不振的侧影。盛宣怀轻轻地呼唤了一声：“老大人，我来了。”
李鸿章回过神来，语气悲抑地对盛宣怀说道：“杏荪啊，想不到这次朝廷诸君竟然如此昏聩，受到小人蛊惑做出‘向全世界宣战’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我就发报‘若不自量力轻予一试，恐数千年文化之邦，从此已矣’，这些人依然置若罔闻。现在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大局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如之奈何？”
李鸿章老泪纵横，把手杖在地上连连击打，以发泄自己对朝廷那些鼠目寸光之辈的愤恨之情。
良久之后，李鸿章才继续说道：“杏荪，我们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首先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未来才可能观察后势，徐徐图之。想不到从文毅公（陶澍）开始我们‘经世派’历经数代人努力的一番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可悲！可叹！”
李鸿章此时的心情极度低落，他作为一个把“经世致用”当作人生座右铭的传统知识分子，眼睁睁地看着局势走向崩溃而无能为力，心中的绝望可想而知。
此时的盛宣怀虽然也面露悲戚，但心中的悲伤程度与李鸿章相比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盛宣怀到底是把自身定位于商人的角色，他没有李鸿章那么多的悲情感慨，也没有历经那么多坎坷的峥嵘岁月。
而三百六十行中，商人向来是最务实的职业之一。
在商言商，他不仅没有认为局势有多么不可收拾，反而认为“危”中可能蕴含着巨大的“机”，大有移花接木、覆雨翻云的操作空间。
盛宣怀稍稍安慰李鸿章后，眼珠转了一下，微笑地说道：“荃公，我认为这件事也不完全是坏事，你不要太伤心了。”李鸿章惊讶地抬起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盛宣怀理了一下思路，接着说道：“中堂，朝廷昏聩、庸才云集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鉴于目前的形势，有识之士都知道惟有大破才能大立。
从大的地域格局来看，南方的经济实力远超北方，洋务运动之后南北的实力差距更是进一步拉大。
目前北方一直都需要南方财政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拖累南方各省的。这次我们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如果能够保留南方的精华之地并甩掉北方的包袱，未来的局势倒也不致于就一无出路。
特别是根据我们与几大封疆大吏的商议，万一皇上和太后有所不测，中堂大人您就是大家选出的总统，全权负责后续事宜。这可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啊！
到时我们或是扶持新的宗室，或是推动新的变革，以您在朝野的威望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不置可否，摆摆手说道：“杏荪，君子慎言。这种事情你不要出去乱说，免得引起别人不好的揣测，我们且看形势发展吧。我作为朝廷大臣，总要尽力地挽救时局，做好这个‘裱糊匠’。”
从客观角度来说，盛宣怀的观点并不是无的放矢。中国自古就有“南北分治”的思想，历史上隔江而治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华夏文明原本以黄河流域为核心，但是经过历史上的三次“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之后，南方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越北方。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一到盛世，出身南方的官僚就认为北方是个累赘，如果没有他们的拖累自己的生活会更加松快，从而产生“离心力”；
而一到乱世，南方又往往没有反手之力，北方再次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历史就在这样的反反复复中形成大体上的“北将南相”的传统格局。
唐、宋、明、清的历代统治者基本都制定不同的措施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其中平衡朝堂的南北双方势力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到了近代，战场进入“热兵器时代”，个人体格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远远小于“冷兵器时代”，所以在朝廷掌控力下降时南方的离心力进一步增加。
“东南互保”协议的签订，是大清帝国的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事件。
一半的地方重臣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在这个古老国家中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展现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洋务运动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传统士大夫的精英分子通过“睁眼看世界”引进西方的思想和观念，主动或被动地与世界进行融合。
在鸦片战争后，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裹挟着工业产品、科学技术、贸易原则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大清帝国，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晚清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缓慢却坚定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
光绪二十六年（1900）8月，京城沦陷，慈禧和皇室成员仓皇出京逃亡西安。
京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的危难之间又想起李鸿章，再次下旨调任前面被他贬职的两广总督（大致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省委书记兼两广大军区司令）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全权负责“议和善后”事宜。
李鸿章乘轮船至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决定看看情况再说。
与此同时，李鸿章的部下及亲属都劝他要以《马关条约》为前车之鉴，不要北上京城，免得再次成为朝廷的“替罪羊”，留下千古骂名。
李鸿章坐在轮船甲板的藤椅上久久没有开口，他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思索，一动不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他发出开船或是下船的命令。
这一刻，李鸿章想了很多。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知道一旦前去北京自己的名声将会再次臭不可闻，但是，如果他不去就没人收拾大局，那么这个拥有千年文华的国度很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在个人名声与国家大局的得失权衡上徘徊很久，李鸿章终于挥挥手，轻声地说道：“开船吧。”夕阳下，李鸿章映在甲板上的身影显得有些佝偻。
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李鸿章到达北京并拜会了英、德等国公使后一病不起，他以此为由故作拖延。
漫天要价的联军代表唯恐李鸿章倒下后，大清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快速地与李鸿章、奕劻等人签订 “议和大纲”。全国上下再次群情激奋，骂声一片——“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无比愤懑地仰天吐血，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辩。
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属力争把国家损失降到最低———从一开始联军代表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
4亿5000万两是针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不得不接受这个侮辱。
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7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签完字后，李鸿章悲痛欲绝，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临终前，李鸿章口述遗书“希望清政府能够发愤图强、举行新政”，并最后吟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他挥起的手慢慢放下，病房外瞬时哭声震天。功过难评的一代名臣李鸿章就此离世，享年79岁。
李鸿章病逝后，慈禧接到电报当场流下了眼泪，感叹地说道：“李少荃有再造玄黄之功。如今大局未定，未来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朝廷下旨追赠李鸿章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在其原籍安徽和立功省份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
清代的汉族官员在京师建祠仅李鸿章一人，别无他例，从古代王朝的角度来说也算是极尽哀荣了。
李鸿章归根结底是一个优秀的封建社会官僚，他看重权力和金钱，看重实现个人抱负，但思想的局限使得他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努力。
从某个角度来说，李鸿章是一个优秀的守成之才，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但不具备大刀阔斧、大破大立的能力。
这也是他为什么把自己定位于大清王朝“裱糊匠”的原因。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都属于晚清“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同时期的官僚中对西方国家强大实力的认知是比较清醒的。
这也导致李鸿章一方面兴办洋务，努力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在内心中怀有恐惧和自卑，只想慢慢努力追赶而不敢大破大立地顽强斗争。
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被左宗棠、彭玉麟等人鄙视，而如果李鸿章再晚生几十年，他是否会像汪精卫一样由于绝望而背叛？
南山君认为不会。李鸿章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但盖棺定论，从一生的行事来看，李鸿章还是一名很有底线的中国传统官僚。他可能会妥协，但不会背叛。
从后世历史的角度来看，左宗棠的功绩远大于李鸿章。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李鸿章的功绩并不在左宗棠之下。
左宗棠拿回了西北，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人敬仰。但这在当时的作用还未充分显现。而李鸿章大刀阔斧地推动“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
（全文完）
南山君曰：李鸿章或许不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英雄，但他却是一个优秀称职的官员。作为“经世派”第二代的杰出人物之一，作为发起“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李鸿章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李鸿章人生历程让人唏嘘，他的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晚清这个黑暗动荡的时代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风采，成为了在历史的车轮上狠狠地划上了一笔的人。南山君略同梁任公对他的评价，就以这个作为本篇的结束语吧——“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鉴于往事，资以治道。这里是南山煮酒，欢迎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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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慈禧等人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失魂落魄，在仓皇逃亡的途中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议和善后”事宜。李鸿章不得不再次充当“替罪羊”，北上扛起“议和”大旗，饱受侮辱地签订了让他担负永世骂名的《辛丑条约》。在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无比愤懑地仰天吐血，在病痛的折磨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留给历史的只有一声无奈而悠长的叹息！
（接上期）
临危受命 北上议和
“东南互保”协议完成后不久，义和团运动继续在北京高歌猛进，而此时西方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组建了以德国将军瓦德西为首的八国联军悍然入侵京城，局势瞬间急转直下。
盛宣怀来到李鸿章的书房，只看到他静默独坐在藤椅上，落日的余晖映照着他萎靡不振的侧影。盛宣怀轻轻地呼唤了一声：“老大人，我来了。”
李鸿章回过神来，语气悲抑地对盛宣怀说道：“杏荪啊，想不到这次朝廷诸君竟然如此昏聩，受到小人蛊惑做出‘向全世界宣战’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我就发报‘若不自量力轻予一试，恐数千年文化之邦，从此已矣’，这些人依然置若罔闻。现在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大局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如之奈何？”
李鸿章老泪纵横，把手杖在地上连连击打，以发泄自己对朝廷那些鼠目寸光之辈的愤恨之情。
良久之后，李鸿章才继续说道：“杏荪，我们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首先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未来才可能观察后势，徐徐图之。想不到从文毅公（陶澍）开始我们‘经世派’历经数代人努力的一番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可悲！可叹！”
李鸿章此时的心情极度低落，他作为一个把“经世致用”当作人生座右铭的传统知识分子，眼睁睁地看着局势走向崩溃而无能为力，心中的绝望可想而知。
此时的盛宣怀虽然也面露悲戚，但心中的悲伤程度与李鸿章相比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盛宣怀到底是把自身定位于商人的角色，他没有李鸿章那么多的悲情感慨，也没有历经那么多坎坷的峥嵘岁月。
而三百六十行中，商人向来是最务实的职业之一。
在商言商，他不仅没有认为局势有多么不可收拾，反而认为“危”中可能蕴含着巨大的“机”，大有移花接木、覆雨翻云的操作空间。
盛宣怀稍稍安慰李鸿章后，眼珠转了一下，微笑地说道：“荃公，我认为这件事也不完全是坏事，你不要太伤心了。”李鸿章惊讶地抬起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盛宣怀理了一下思路，接着说道：“中堂，朝廷昏聩、庸才云集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鉴于目前的形势，有识之士都知道惟有大破才能大立。
从大的地域格局来看，南方的经济实力远超北方，洋务运动之后南北的实力差距更是进一步拉大。
目前北方一直都需要南方财政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拖累南方各省的。这次我们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如果能够保留南方的精华之地并甩掉北方的包袱，未来的局势倒也不致于就一无出路。
特别是根据我们与几大封疆大吏的商议，万一皇上和太后有所不测，中堂大人您就是大家选出的总统，全权负责后续事宜。这可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啊！
到时我们或是扶持新的宗室，或是推动新的变革，以您在朝野的威望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不置可否，摆摆手说道：“杏荪，君子慎言。这种事情你不要出去乱说，免得引起别人不好的揣测，我们且看形势发展吧。我作为朝廷大臣，总要尽力地挽救时局，做好这个‘裱糊匠’。”
从客观角度来说，盛宣怀的观点并不是无的放矢。中国自古就有“南北分治”的思想，历史上隔江而治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华夏文明原本以黄河流域为核心，但是经过历史上的三次“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之后，南方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越北方。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一到盛世，出身南方的官僚就认为北方是个累赘，如果没有他们的拖累自己的生活会更加松快，从而产生“离心力”；
而一到乱世，南方又往往没有反手之力，北方再次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历史就在这样的反反复复中形成大体上的“北将南相”的传统格局。
唐、宋、明、清的历代统治者基本都制定不同的措施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其中平衡朝堂的南北双方势力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到了近代，战场进入“热兵器时代”，个人体格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远远小于“冷兵器时代”，所以在朝廷掌控力下降时南方的离心力进一步增加。
“东南互保”协议的签订，是大清帝国的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事件。
一半的地方重臣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在这个古老国家中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展现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洋务运动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传统士大夫的精英分子通过“睁眼看世界”引进西方的思想和观念，主动或被动地与世界进行融合。
在鸦片战争后，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裹挟着工业产品、科学技术、贸易原则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大清帝国，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晚清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缓慢却坚定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
光绪二十六年（1900）8月，京城沦陷，慈禧和皇室成员仓皇出京逃亡西安。
京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的危难之间又想起李鸿章，再次下旨调任前面被他贬职的两广总督（大致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省委书记兼两广大军区司令）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全权负责“议和善后”事宜。
李鸿章乘轮船至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决定看看情况再说。
与此同时，李鸿章的部下及亲属都劝他要以《马关条约》为前车之鉴，不要北上京城，免得再次成为朝廷的“替罪羊”，留下千古骂名。
李鸿章坐在轮船甲板的藤椅上久久没有开口，他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思索，一动不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他发出开船或是下船的命令。
这一刻，李鸿章想了很多。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知道一旦前去北京自己的名声将会再次臭不可闻，但是，如果他不去就没人收拾大局，那么这个拥有千年文华的国度很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在个人名声与国家大局的得失权衡上徘徊很久，李鸿章终于挥挥手，轻声地说道：“开船吧。”夕阳下，李鸿章映在甲板上的身影显得有些佝偻。
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李鸿章到达北京并拜会了英、德等国公使后一病不起，他以此为由故作拖延。
漫天要价的联军代表唯恐李鸿章倒下后，大清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快速地与李鸿章、奕劻等人签订 “议和大纲”。全国上下再次群情激奋，骂声一片——“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无比愤懑地仰天吐血，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辩。
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属力争把国家损失降到最低———从一开始联军代表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
4亿5000万两是针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不得不接受这个侮辱。
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7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签完字后，李鸿章悲痛欲绝，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临终前，李鸿章口述遗书“希望清政府能够发愤图强、举行新政”，并最后吟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他挥起的手慢慢放下，病房外瞬时哭声震天。功过难评的一代名臣李鸿章就此离世，享年79岁。
李鸿章病逝后，慈禧接到电报当场流下了眼泪，感叹地说道：“李少荃有再造玄黄之功。如今大局未定，未来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朝廷下旨追赠李鸿章为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在其原籍安徽和立功省份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
清代的汉族官员在京师建祠仅李鸿章一人，别无他例，从古代王朝的角度来说也算是极尽哀荣了。
李鸿章归根结底是一个优秀的封建社会官僚，他看重权力和金钱，看重实现个人抱负，但思想的局限使得他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努力。
从某个角度来说，李鸿章是一个优秀的守成之才，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但不具备大刀阔斧、大破大立的能力。
这也是他为什么把自己定位于大清王朝“裱糊匠”的原因。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都属于晚清“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同时期的官僚中对西方国家强大实力的认知是比较清醒的。
这也导致李鸿章一方面兴办洋务，努力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在内心中怀有恐惧和自卑，只想慢慢努力追赶而不敢大破大立地顽强斗争。
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被左宗棠、彭玉麟等人鄙视，而如果李鸿章再晚生几十年，他是否会像汪精卫一样由于绝望而背叛？
南山君认为不会。李鸿章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但盖棺定论，从一生的行事来看，李鸿章还是一名很有底线的中国传统官僚。他可能会妥协，但不会背叛。
从后世历史的角度来看，左宗棠的功绩远大于李鸿章。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李鸿章的功绩并不在左宗棠之下。
左宗棠拿回了西北，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人敬仰。但这在当时的作用还未充分显现。而李鸿章大刀阔斧地推动“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
（全文完）
南山君曰：李鸿章或许不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英雄，但他却是一个优秀称职的官员。作为“经世派”第二代的杰出人物之一，作为发起“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李鸿章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李鸿章人生历程让人唏嘘，他的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晚清这个黑暗动荡的时代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风采，成为了在历史的车轮上狠狠地划上了一笔的人。南山君略同梁任公对他的评价，就以这个作为本篇的结束语吧——“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鉴于往事，资以治道。这里是南山煮酒，欢迎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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