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上的全球化：海南封关后的旅游与贸易图景

坐在三亚的沙滩上，总是会有一种在置身异域的感受。除了中国游客之外，这里也有为数众多的海外旅行者，不少来自俄罗斯或者东南亚，饶有兴致地享受海岛风情。

这一景象的背后，是海南已然构建的多层次免签入境体系：覆盖 86 个国家的政策矩阵，包含 59 国 30 天入境免签、240 小时过境免签，以及港澳外国旅游团 144 小时免签、邮轮外国旅游团 15 天免签等举措，从个人到团队、从民航到邮轮，全方位为海外游客入境海南打通便利通道。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官网公开数据，元旦小长假入境游机票订单量飙升，三亚同比增长5倍、海口同比增长近3倍，增速领跑全国，中外游客如潮。

旅游市场火热的同时，产业发展同样势头强劲。封关后的首个月份，海南新增外贸备案企业达 5132 家，数量相当于 2024 年一个季度的总和，政策对产业的虹吸效应尽显。站在新的发展节点，海南的定位愈发清晰：对内，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与自贸港政策优势，成为国民度假消费升级的优选目的地；对外，需实现从 “政策开放高地” 到兼具独特魅力与舒适体验的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体验地” 的进阶跨越。

海南的沙滩、阳光与免签便利，是游客的度假天堂；跨境贸易、购物热潮和产业升级，则是企业的政策试验田。在这里，生活体验与制度红利交织，承载了新的梦想。

三亚的海滩

封关之后的一个月里，直接来海南落地的出海企业并不多，但观察海南机会的出海企业更多。

在海南从事财税服务的云萍看来，封关之后，出海业务如何落地，是他们更需要补充的业务，因为此前大多数海南企业对出海涉及的较少，而此次应该是一个大机遇。

从企业角度看，封关后的核心吸引力之一即是“零关税”政策：截至目前，零关税商品已扩大至 6637 个税目，覆盖约 74% 的进口商品，仅保留《进口征税商品清单》所列 2323 个税目及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货物征税。享惠主体包括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科技类、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此外，更具吸引力的是加工增值免征关税政策——只要在岛内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货物进入内地即可免征进口关税，仅需照章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这对进口原料依赖型制造业而言是极大利好。同时，进口零关税商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可在岛内享惠主体间自由流动，无需补缴关税。

换句话说，海南就是家门口的“出海试验场”，能够通过特殊的关税政策，做本地加工增值，然后连接全球。某食品加工企业在封关之前就紧紧关注政策变化，零关税进口、增值30%后免关税内销，有利于该企业在国内外形成价格优势。

另一个优势则是“低税率”优势：对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减按 15% 征收企业所得税（较内地 25% 的税率大幅降低），企业需满足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资产四要素均在自贸港的要求；对在海南工作的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 15% 的部分予以免征（内地最高税率达 45%），人才需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累计居住满 183 天（实际居住不少于 90 天），航空航天等特殊行业人才虽居住不满 183 天，但满足相关条件也可享受。此外，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出海企业利润汇回无需补缴差额税款，进一步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近5年来，海南新增实有经营主体270万，超过建省后32年总和。就5年的时间来看，云萍对企业在海南的去留感受颇深，“从2020年到2022年、2023年这几年，企业注册量增长非常快。市场热度很高，但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大家在“听风”。很多企业当时并不清楚自己来海南要做什么，只是觉得‘先把主体放在这里再说’。

“到了2023年下半年，企业明显进入了一个冷静期。前面那三年的热劲，该来的已经来了；一直在观望的，也发现政策并没有那么快落地，于是更不着急。真正的转折点，大概是在2025年下半年。封关节点逐渐明确之后，一方面，前几年企业踩过的坑，开始被系统性地复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包括海关、商务、税务、市场监管——也在不断修补制度。”云萍表示。

而到了现在，当信号更为明确时，看好海南作为海外市场“跳板”的企业更多了。

海南三亚

总部在广东的跨境企业创始人陈逸飞向霞光社表示，“我们关注的不是物流和关税，而是跨境结算和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封关后，公司在海南设立结算与管理主体，用于承接部分跨境业务，同时保持原有海外架构。海南是一个补充，不是替代方案。”

去年1月份，京润珍珠作为试点企业，一次性得到了所有政策支持。试行营后，京润珍珠所有进口海水珍珠的关税减免了21%，反映到销售端，产品价格打了七九折。当采购取得规模效应，利润也会增加。京润珍珠CEO周朔表示，未来，公司的布局会迎来大转变：海南可能代替深圳，成为京润珍珠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大前方。

此外，蜜雪冰城2022年就着手在海南省定安县建生产基地，生产冷冻水果、咖啡和糖浆等，出口到38个国家，成为首批利用封关政策的代表性企业。

海南封关对制造类企业的影响，即是可以将其纳入全球布局的一环，尝试重构供应链的路径。

在自贸港制度设计之外，跨境支付与结算问题，正在成为不少企业关注的另一条隐性主线。

多位受访者提到，目前内地部分银行在外汇结算上的灵活度有限，尤其是在国际形势趋紧的背景下，一些海外结算机构对涉及中国的结汇业务趋于谨慎，甚至收紧通道。这种变化，正在直接影响企业的贸易路径选择。

在传统模式下，不少企业会选择先以美元完成结算，在海外完成货物采购后，再进入国内体系。但这一做法，本身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复杂的链条。

“如果货物最终是要进入中国市场，那有没有可能，直接在中国完成结算？”一位长期服务跨境企业的海南从业者反问。

在他看来，海南自贸港接下来一个重要的变量，并不只是物流或关税，而是结算货币和支付通道的选择权。包括是否可以更多使用人民币，或直接使用贸易对方的本币进行结算。

这也是外界此前频繁讨论“海南是否会分流新加坡中转功能”的背景之一。封关节点临近后，市场曾一度预期，随着航运、航空、中转、加油等配套能力的增强，部分原本经由新加坡、迪拜完成的贸易流，可能会转向海南。

但在受访者看来，物流只是表层，更深层的，是贸易习惯的改变。长期以来，亚洲不少贸易路径已经固化为“海外—新加坡”或“海外—迪拜”的模式。如果海南要真正承接这些流量，关键不只是把货物接过来，而是让企业形成“海外—海南”的稳定交易路径。一旦贸易路径发生改变，结算体系才有可能随之调整。

当货物直接进入海南，结算场景自然也可以逐步向人民币或本币结算迁移，而不再完全依赖美元体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上述人士表示，结算方式并不会先行，而是要建立在真实贸易、稳定路径和高频交易之上。

在这一逻辑下，跨境支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金融问题，而是与物流、中转、通关和制度信任度紧密绑定的系统工程。对海南而言，真正的挑战，并不是能否复制某一个国际中转港，而是能否在长期运行中，逐步改变企业的贸易路径和结算习惯。

海南万宁旅游大道

对于出海企业来说，如果单纯基于考虑关税和供应链的考虑，海南并不是唯一选择。

在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过去十年里已经陆续搭建起各自的自贸区体系，核心逻辑高度相似：用自贸区承接产业转移，用税收和土地换制造业，用港口和物流对接全球市场。

企业进入自贸区，第一眼看的，永远是税。把几个典型区域放在一起看，差异会变得更清晰。

在海南，自贸港给出的，是一套“长期制度方案”：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双15%”，覆盖面不断扩大的“零关税”清单，以及加工增值超过30%即可免关税内销的设计。这套制度并不强调“前几年冲量”，而是试图构建一个长期、可复制的税制结构。

相比之下，东盟自贸区更像一组“项目型优惠”。以越南岘港为例，企业所得税前4年全免、后9年减半，工业用地前三年免租、后两年减半，吸引力直接而明确，但高度集中在项目早期。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则是另一种模式。它针对制造、物流、旅游等不同行业，设置最低投资额、运营规模等条件，再给出5%—10%的企业所得税，或100%投资税补贴。优惠力度不小，但明显“看人下菜”，更偏向资金雄厚、路径清晰的中大型企业。印尼巴淡岛自贸区，则主打进出口免税和增值税豁免，对加工贸易友好，但内销受限，与印尼本土市场相对隔离。

越南岘港

如果只看数字，每一个自贸区都可以说各有所长。但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优惠强弱，而在制度类型。海南更像是在“搭系统”，东盟自贸区更像是在“做项目”。前者强调低税率、零关税、加工增值内销，再叠加中国市场的可达性；后者更常见的是“前几年免税，后面再谈”，适合快速落地、快速回本的加工型企业。

这也是为什么，短期来看，东盟依然对劳动密集型、成本敏感型企业更具吸引力；但对于希望把研发、制造、市场放在同一张版图里的企业，海南的想象空间更大。

当然，任何自贸区，都不能只看优点。海南仍处在早期阶段。产业生态、人才池、专业服务体系，都需要时间沉淀；“二线监管”的存在，也意味着与内地市场并非完全无缝。注册企业数量上去了，但真正大规模、深度落地，还没有到爆发期。

越南岘港的问题，则是规则仍在成型中。虽然方向明确，但相关法律框架、自贸区细则尚未完全稳定。越南官方给出的时间表，是2030年前基本建成，这个节奏，与海南相比，差距并不小。

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短板，在于“成熟但不普惠”。想要拿到优惠，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投资额、更深度的运营绑定，同时产业发展高度依赖新加坡，独立性有限。

至于巴淡岛，自贸区内工业园区接近饱和，新进入企业往往需要自建厂房，周期和成本都不低，加之内销受限，适用场景相对明确。

毫无疑问，海南自贸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另一条路径。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分化式布局：一部分企业继续留在东盟，追求成本和区位；一部分企业回到海南，押注制度红利和国内外双循环；还有一部分企业，会选择“两头布局”。

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海南经历了两次由政策主导的大开发。一次是1988年，海南建省，“十万人才下海南”，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并未像深圳那样流向制造业，反而造就了房地产泡沫的奇观；另一次是2010年，国务院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再一次把海南三亚的房价推到了全国准一线水平，但全岛的基础建设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

目前，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这四大主导产业是海南经济的支柱。相较一线城市来说，海南的产业基础薄弱，在深圳打工的海口人佳佳向霞光社表示，过去地产行业还蒸蒸日上，但在2018年就没戏了：自贸港建设提出前夕，海南宣布全域房产限购。

这也就意味着，一线城市的企业在海南经营，大概率会遇到人才难题。一些在海南落地工厂的，对高端人才没有吸引力，因此，大多数企业把公司放到海南，是为了节税避税，不怎么招人。此外，海南人口密度较小，这也是此前发展未能达成结果的原因。

这可能是企业选择海南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长期来看，却有新的可能。

一位全球化公司的企业家向霞光社表示，未来会考虑将亚太总部放在海南，“时差小，开会外籍高管随时来去，距离近，机票便宜、住宿方便。”生活上，也较为方便，“比如我很看好海南的医疗。国外看病都很贵，东南亚也缺好医院，海南都可以承接。教育上，中国的理工科、职业教育都很厉害，可以作为外籍人士的生活选择。”

海南背靠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同时毗邻东南亚，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两个经贸最活跃区域的中间节点，4小时飞行时间可覆盖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47%的人口和30%的GDP，能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

短期来看，海南的产业基础、人口密度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仍是企业落地的现实瓶颈；但从长远看，这片海岛拥有独特的地理与政策优势——背靠国内超大市场、毗邻东南亚，生活便利、医疗教育可及。对于愿意布局亚太、兼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企业而言，海南不仅是一块政策实验田，更可能成为生活、工作与商业共生的战略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