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数字科技出海——数字基建篇（下）

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变革。当前企业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贸易、跨境并购，演进为以“本地化深耕”为核心的新阶段，出海模式加速向包括数字基建技术在内的全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输出升级。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产业出海部署呈现清晰的“三层递进”逻辑，对数字基建出海路径也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目标上，不再满足于企业海外设厂、产品出口，而是追求产业链在全球的合理布局和长期稳定；路径上，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强调“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要求“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并“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并强调“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再“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碳足迹管理体系”，形成了从生态溢价到基建话语权，再到国际制度竞争力的完整路径。保障上，报告提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意味着政策正在构建覆盖法律、金融、合规、风险预警的全链条保障机制。

轻资产服务出海：Token 算力服务的新型贸易能力

传统算力出海是重资产模式——到海外建数据中心、铺设光缆、部署服务器，投入大、周期长、地缘风险高。而 Token 出海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算力留在国内智算中心，Token 通过合规跨境通道向全球开发者输出。算力和数据均不离境，但服务全球。这是一条资源投入更轻、合规成本更低、可复制性更强的出海路径。

Token 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国内的电力和算力，通过大模型转化为可跨境交易、高附加值的数字商品。例如，上海临港新片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操作指引”的数据跨境管理模式，并设立了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搭建联通海外节点的跨境数据专线，在机制和设施保障下，目前已有2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来数加工”等跨境数据业务[1]。据公开市场信息，以二六三为代表的跨境算力底座企业，凭借覆盖多国的网络节点、跨国海缆及全牌照合规通道，为海外大模型提供低时延跨境服务；以首都在线为代表的海外 GPU 算力租赁企业，覆盖50余个国家地区的近100个数据中心算力节点及低时延推理网络，直接向海外大模型提供训练推理算力；以大位科技为代表的算力代币化企业，通过香港子公司将国内算力资产上链发行代币，面向全球募资与交易，布局海外 IDC/算力服务，承接海外 AI 推理训练需求，实现“电力不出境、算力/Token 跨境交付”。

当算力可以像电力一样“即插即用”地跨境服务，中国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算力定价权”就有了实质性的抓手。这一模式的成功，是基于我国电力、AI 芯片、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五个层次构成的完整产业生态，是我国能源优势、数据优势、基建优势、工程师红利等综合竞争优势的集中体现。

中国数字基建出海的第二种模式，是从单点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栈系统赋能。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企业输出的不再是芯片、服务器或数据中心的“零部件”，而是包含硬件、软件、算法、运维的“完整能力”。行业头部企业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 EPC 总包模式，而是升级为“基础设施即服务”的完整闭环，从单纯的建设交付延伸至长期运营、持续服务和本地化能力的系统输出。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企业不再只是“建完就走”，而是深度嵌入当地数字生态，成为持续创造价值的合作伙伴。

腾讯云在泰国的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不仅提供了从 IaaS 到 PaaS 的完整服务闭环，更成功将印尼 GoTo 集团旗下 Gojek 的千余个微服务一次性迁移至其云平台，涉及出行、配送、支付等多个核心业务模块[2]，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复杂度最高的跨云迁移项目。

长飞光纤印尼工厂已在印尼80多个城市累计部署光缆超过2.8万公里，为近200万户家庭提供宽带接入，同时创造了超过1000个直接就业岗位[3]。通过本地化生产布局，长飞有效推进了国际化战略，将国内成熟的光纤制造能力输出至东南亚市场。这一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识别并嵌入了印尼光通信产业链的供给短板，融入当地产业链，而非简单地将产品出口转向新兴市场。

上海电信在临港智算谷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探索：通过 AI 动态匹配与精确消热提升能效，以“固态变压器+储能”和直流微网重构供电架构，让算力负荷与暖通负荷协同电价，并借助虚拟电厂参与电网调节。这些探索正在重塑 AI 数据中心的运营范式，为算力基础设施的国际化布局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在此基础上，上海电信构建了“出海一张网”体系，形成覆盖来数加工、Token 出海、海外 IDC 部署、跨境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系统性能力架构。该体系以智算中心和跨境通道为底座，支撑算力服务向海外延伸[4]。这表明中国通信运营商的出海能力已不再只是“卖带宽”，而是将算力、网络能力封装为可配置、可调度的系统化服务。

万国数据旗下国际平台 DayOne，于2026年1月完成20亿美元 C 轮融资，计划将融资款项用于三大方向，包括以拉赫蒂、 Kouvola 大型超大规模园区为核心的芬兰平台（欧洲战略核心）、新柔廖（新加坡-柔佛-廖内群岛）地区，以及泰国、日本和香港市场[5]。润建股份在东盟参与了24个算力中心的建设运维工作，并在城市治理、能源运维、智慧农业等多个行业打造智能体解决方案，面向东盟国家完成落地应用，形成“硬件+服务”的系统性出海模式[6]。

中国数字基建出海的系统赋能不仅体现在传统算力领域，更延伸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正在实现从技术研发到海外交付的完整闭环。量旋科技已于2026年4月3日完成6亿元 C+轮融资，本轮所募资金将重点投向高比特超导量子芯片研发迭代、规模化生产线扩充及全球化商业版图拓展，推进量子计算规模化产业应用落地[7]。作为全球少数可提供超导量子计算整机解决方案的企业，国盾量子于2025年上半年在国际推广方面实现突破，将向海外交付一台2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整机，且上半年量子计算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83.92%[8]。

合规出海——从制度适配到规则共建

出海瓶颈的真正卡点，往往不是市场开拓难，而是数据跨境合规与本地化适配的硬约束。除了企业自身需要增强合规和本地化能力，总体商业生态也形成技术赋能+制度创新+生态服务的合规出海新范式。

技术方面，中国企业正以区块链技术破解合规出海难题。例如，数云飞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国内可信数据空间专业服务商，致力于构建“可信可控可证”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数云飞科技首次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区块链、标识解析、数字对象体系架构以及数据安全等技术，打造了开放式产品数字护照服务平台。该平台采用四层架构（数据接入层、区块链存证核验平台、数据空间基础平台、产品数字护照应用平台），解决了数据归集中内容多、范围广、敏感度高、核验严格等痛点[9]，成功化解了欧盟数字产品护照（DPP）新规带来的数据合规压力。

再例如，“云计算第一股”优刻得持续加快海外智能算力资源布局，其全球节点已覆盖26个地域33个可用区。今年上半年计划开设5个可用区，目前已完成开设3个，乌兹别克斯坦和墨西哥的节点也将建设完成。其中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可用区已于4月完成部署并正式上线运营，同步开放云主机、云存储、云上网络、数据库及安全防护等全栈云产品能力[10]，为出海中资企业提供满足 GDPR、数据本地化等合规要求的云计算支撑。

制度层面，2025年2月，上海在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落地应用首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2026年4月，上海市网信办、上海市数据局联合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地区（上海）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共涉及9个具体场景、29个数据子类、109个数据项[11]，同时细化了国际航运领域负面清单具体数据项，新增气象领域负面清单，以服务本地气象模型出海需求。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将该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从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扩展至整座城市，成为全国首个完成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范围优化迭代的地区[12]。

生态层面，2026年5月，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综合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着力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13]，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制度通道到基础设施的完整支撑体系。

中国数字基建企业出海成功的背后并非零散的个案经验，而是其系统性优势的集中体现。这种优势可以概括为四个维度。

维度一：产业链的“完整度”

从芯片设计到整机设备，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算力产业链。当其他国家的企业需要跨越多国采购、协调多个供应商时，中国企业可以在一个国内供应链体系内完成全部环节。这种完整度带来的成本可控、响应快速和抗风险能力，正是中国出海企业能在保质保量交付成果的同时极大缩短交付时间的底层原因。

维度二：工程化的“交付力”

中国数字基建企业的工程化效率在全球具有稀缺性。无论是上海电信在临港智算谷的算电协同探索，还是腾讯云的千余个微服务跨云迁移，与竞争对手相比，中国工程团队往往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决策到交付的全过程。这种“快”的背后，是中国在互联网时代锤炼出的敏捷开发能力和大规模项目组织能力。对于海外客户而言，“快”意味着更低的等待成本和更快的业务上线时间。

中国国内庞大的市场为数字技术提供了全球罕见的“淬炼场”。从电商促销中的海量数据处理，到城市交通的智能调度，再到工业生产的智能化改造——中国企业在应对极端流量和复杂场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种“场景反哺能力”的路径，依赖于超大国内市场规模这一独特优势，难以被其他国家复制。

中国数字基建企业不只有“重资产”一条路。Token 出海开辟了算力不离境的轻资产路径；系统赋能提供了深度嵌入的长期运营路径；合规探索正在形成制度与技术的双轮驱动路径。三种模式并行不悖，使中国企业能够根据不同目标市场的特点灵活选择出海策略。这种模式灵活性，源自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中锤炼出的快速试错和迭代能力。

这些共同指向一个判断：中国数字基建出海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单项技术的领先，而是“全、快、活、通”四维优势的系统性叠加。当产业链的完整度、工程化的交付力、场景的反哺力、模式的组合力形成合力时，中国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角色，就不再是“技术提供者”，而是“基础设施共建者”。

从“卖设备”到“卖算力”，从“卖算力”到“卖能力”，从“卖能力”到“卖规则”——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跃迁。这场跃迁的终点，不是市场份额的简单增长，而是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话语权的系统性提升。这正是2026年中国数字基建出海的时代命题与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