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元春看来，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既源于坚实的国内经济基础，也与全球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化密切相关，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国企业出海，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是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全球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简单因国内失衡或短期政策所致。因此，中国的全球化布局，更应被理解为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趋势。

“十五五”时期，面对全球化新形势，如何改善中国贸易不平衡？刘元春认为，关键在于对储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实现新的平衡，而不是简单依赖外贸工具。中国并不具备通过大规模压缩货物贸易顺差来实现再平衡的现实基础。

要想改善内外经济不平衡，不宜简单在“压缩出口”上做文章，而应更多从“优化进口”入手，更关注贸易结构优化与全球布局调整。同时，还需推进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这不仅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有助于实现外部平衡。

理性看待中国贸易顺差水平

刘元春：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19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一现象在国内被视为发展成就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被部分欧美学者解读为中国崛起与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体现。然而，需要更加全面、理性地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从统计口径看，1.19万亿美元仅是货物贸易顺差，并未纳入服务贸易逆差以及投资收益逆差。如果将这两项因素一并考虑，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将下降至接近8000亿美元的规模，这一水平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

其次，从宏观比例看，货物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约为6.1%，这一水平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例如，2006年前后中国曾接近9%；同时，德国、日本在其经济强势时期，贸易顺差占GDP超过6%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因此，从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约3%至4%的水平来看，中国当前处于一个相对正常的区间。

之所以贸易顺差引发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已超过140万亿元人民币，使得顺差的绝对规模显得尤为庞大。

刘元春：一是区域结构的调整。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明显下降，2025年中美贸易顺差约为2800亿美元，已低于对欧盟的顺差水平。与此同时，超过50%的贸易顺差来自东南亚、非洲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这表明，中国贸易格局正由过去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南北贸易”模式，转向更加多元化、广泛化的全球布局。

二是产品结构的升级。目前，中国出口中约60%为机电产品，20%以上来自高新技术产品。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已不再主要依赖传统资源禀赋，而是更多建立在技术进步与创新驱动基础之上，体现出产业结构与竞争优势的深刻转型。

从外部需求与全球环境来看，中国出口增长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而非单一政策驱动的结果。全球市场对中国机电产品及高端制造品的需求，一方面，源于中国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提升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与各国在安全与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对交通运输设备、工业设备等投资品需求上升密切相关。在产业链重构过程中，许多国家需要大规模进口相关产品，而中国在供给端具有显著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顺差的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贸易顺差是在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实现的。例如在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国际贸易环境趋紧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实现了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这说明，该结果并非简单由补贴或倾销等短期政策因素驱动，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和阶段性基础。

企业扎堆出海是因为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刘元春：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任何一个大国都会经历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中国当前大量企业选择“走出去”，本质上源于自身生产模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以对外投资替代部分对外贸易，往往具有“等价效应”，因此具有一定必然性。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布局，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结果，体现出新一轮全球化中的新特征。

从外部环境看，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推动对等关税、产业链脱钩等政策，使传统贸易路径面临一定约束。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绕道布局，确实存在一定的策略考虑或套利行为。但这类因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增长趋势。

更深层的原因仍在于，中国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升级，使企业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并进一步放大其竞争优势。

从发展模式看，中国企业出海还与对外合作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对外合作逐步从单纯的贸易或资金输出，转向更加注重能力建设。

例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构建等方式，帮助相关国家提升自身发展能力。这种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贸易倾销或单一债务援助，而是更加注重“造血能力”的培育。在这一过程中，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也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全球化布局。

事实上，企业出海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在国内优化资源配置，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生产体系和资本体系，使之与既有的贸易体系形成协同。同时，通过对外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全球化受阻、贸易壁垒增加所带来的限制，促进全球生产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一些出海企业之所以通过低价竞争“内卷”，更多源于国内结构性因素，并非单纯由出口端决定。例如，地方政府在产业支持中的不规范行为以及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

以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例，其出口规模不宜简单压缩，否则将导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更合理的路径在于推动行业整合、提升技术标准、规范定价机制，并优化地方政府的支持方式。

刘元春：这一问题需要辩证看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局部市场竞争加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走出去”，但这并非主要原因。中国近年来也在积极治理“内卷”和结构性过剩问题，例如持续推进反内卷政策，以及对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在剔除这些短期政策因素之后，仍然可以看到更深层的驱动逻辑。

从大国发展经验来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前后，往往会阶段性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但这种过剩是动态的，而非绝对的。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在国内看似竞争激烈，但在全球范围内却具备显著优势。一方面满足了新一代消费群体对新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体现了新技术替代传统技术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因此，其对外投资和出口均表现强劲。这说明，国内产能过剩在全球视角下往往能转化为竞争力。同样，机电设备等领域的对外投资与出口，也体现出类似逻辑。

进一步来看，全球绿色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无论是水电、风电还是光伏等清洁能源发展，都离不开相关设备与工程能力，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具备优势的领域。一方面，中国拥有强大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全球市场对相关产品、能力存在需求，两者互相作用，而非单一由产能过剩输出所驱动。

当然，如果是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例如部分低端钢材，其实很难真正实现“走出去”。这也从侧面说明，企业出海的根本仍然是竞争力，而非简单的产能转移。

从结构性改革入手

改善内外不均衡

刘元春：贸易不平衡虽然表现为进出口问题，与价格、成本、汇率、利率等因素直接相关，但其根源在于一国的储蓄、投资与消费行为结构。因此，要想改善内外不均衡的状态，关键在于对储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实现新的平衡，而不是简单依赖外贸工具。

从国际经验来看，单纯依靠关税或汇率手段，往往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贸易失衡。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尽管政策层面曾尝试通过对等关税及汇率调整等方式进行干预，但实际效果有限。2025年前后，美国贸易逆差仍达到1.3万亿美元以上规模，并未出现明显收敛。这表明，关税和汇率调整对于改善贸易失衡的作用有限。

其深层原因在于，美国长期存在财政赤字问题，政府的投资、消费等支出规模与财政收入不匹配。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国债，反映了其长期的财政失衡。而这种失衡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往往对应为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因此，一个国家若要调整经常项目失衡，必须从根本上调节其消费、储蓄与投资行为，尤其是在财政约束机制方面实现突破。

就中国而言，当前需要理性看待关于贸易顺差的讨论。虽然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较大，但若结合经常项目整体来看，顺差占GDP3%-4%，仍处于相对合理区间。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幅度有限，每年仅增加数百亿美元，这也说明并不存在显著的外部失衡压力。

事实上，中国并不具备通过大规模压缩货物贸易顺差来实现再平衡的现实基础。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存在较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和投资收益逆差；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资本输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单纯从货物贸易角度进行调节，既不现实，也缺乏必要性。

因此，针对内外不均衡问题，更为有效的路径应当是从结构性改革入手。一是优化国内储蓄与消费结构，推动消费能力提升与消费结构升级；二是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避免低效或重复投资；三是强化财政约束与宏观调控能力，提升整体经济运行均衡性。

刘元春：从政策上看，未来中国改善内外不平衡，不宜简单在“压缩出口”上做文章，而应更多从“优化进口”入手，推动内外均衡。

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中国当前并不具备大规模压缩出口的现实基础。1.19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仍需结合整体国际收支结构进行综合判断。同时，约50%的顺差来源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合作共赢关系的延续，也需要进一步巩固与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在进口与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正逐步形成自主开放的新战略。近年来，从持续扩大进口到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再到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均体现出这一战略取向。通过扩大进口，一方面可以更好满足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压力。

通过扩大进口与深化开放，即便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举措，也可能对外部均衡产生较为明显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领域的进口潜力仍然巨大。例如，当前中国在半导体和芯片领域的进口规模已接近4000亿美元，而这一规模是在发达经济体技术限制条件下实现的。如果未来相关限制有所放松，贸易平衡将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同时，服务贸易将成为下一阶段开放的重点领域。目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约为2000亿美元，随着进一步开放，逆差有可能扩大至更高水平，这也有助于从结构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在对外开放与制度建设层面，中国需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相关配套改革，包括税收体系等方面的优化。目前，中国并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而是以实现国际收支总体平衡为导向。这一“平衡”不仅包括经常账户，也包括资本与金融账户，因此需要将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统筹考虑，同时兼顾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协调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还需推进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其一，需要持续推进“反内卷”相关举措，防止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叠加发展过程中出现阶段性过剩，同时避免企业之间过度价格竞争导致贸易条件恶化。

其二，需要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场景供给，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逐步降低过高的净储蓄率。这不仅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有助于实现外部平衡，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总体思路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一中长期导向。一方面是提升有效投资效率，另一方面是系统性扩消费。这些都不是短期刺激政策，而是着眼于长期结构优化的制度性安排。

刘元春：当前，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出预期。在实际应用场景驱动下，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正加速进行。

总体而言，中国与美国在前沿技术领域“齐头并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相较而言，中国在应用端的发展更为突出，在产业落地、场景拓展方面优势明显。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有望在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层面取得领先，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并巩固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一方面，中国凭借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应用能力，将在相关产业中持续增强竞争力，吸引更多生产与投资布局；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新一轮产业转移与重构，为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提供新的机遇。在未来5到10年，如果中国能够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与应用拓展，有望在数字经济时代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然而，人工智能的全球扩展并非没有约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关规则与制度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在技术转移、数据安全以及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正在形成新的壁垒。

例如，欧盟在数字监管与数据安全方面，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制度安排，这使得中国在推动技术“走出去”、输出应用场景和数字服务时，面临新的制度性挑战。因此，未来不仅是技术竞争的加剧，也将是规则与治理体系的竞争。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围绕新技术的摩擦与协调将增加。一方面，中国技术进步仍将保持较快速度；另一方面，围绕数字贸易、技术标准与数据治理的国际分歧可能加剧。这意味着，未来需要通过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推动形成新的规则体系，以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与发展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