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2035：接下来是最有希望的十年，可能也是最难的十年

从2016年参与深圳卫视8集新闻纪录片《共赢海上丝路》开始，我关注中企出海已有十年，去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基于一线调研，我对中企凭借在中国这一“超级训练场”上锻造出的竞争力走出去充满信心。

同时我也真切体会到，中国能力的全球化并不等于中国的全球化能力，即在全球各个市场都能因地制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持续发展的能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不是出路，创造价值、共享价值、造福当地、让别人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受益，而且也有路可走，这才是长远之路。

从市场逻辑看，世界应该是平的，资源应该向效率最高者集中。但世界还有另外的逻辑，比如国家的逻辑、国民的逻辑等。

世界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是由多维度的国民（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而他们的诉求经常不同。这就一定会产生各种壁垒，关税的，非关税的，经济的，非经济的。壁垒在我们看来是对流动性的堵塞，在很多国家看来则是防冲击设施，必要且正当。

事实上，我们自己在产业相对“幼稚”时也有过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只是总体上，我们更相信开放，相信开放竞争、不惧风雨更能强身健体。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观点，过去都写过。本文根据最近的一些观察、交流和案例，探讨一个过去有认识，但认识得还不够的问题，即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因素对中企出海的影响和干扰。

这种影响往往超出企业的能力范畴，靠自己很难克服和解决。而这些因素，未来十年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带来的压力也已相当紧迫。

对中企出海的未来，可以从三方面进行预判。

• 首先，如果让他们做好产品与服务的本地化，为所在地创造出足够的消费者福祉，我毫不担心。这方面的案例举不胜举，一些中企已进入“创造全球最佳产品”的发展阶段；

• 其次，如果让他们守法，合规，妥善处理利益相关方关系，成为受社区欢迎的企业公民，实现“深度本地化”，前景也很可期。虽然这方面还存在一些认识上和实践中的问题，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无论是通过主观觉悟还是“交学费”之后的倒逼），并正在调整和改进。

前不久，在与紫金矿业创始人交流时，我得知，在非洲，欧美矿企往往通过第三方公司来处理和本地社区、居民的关系，解决诸如搬迁、就业、生态弥补等问题，相当于“外包”。紫金矿业则是直接和社区居民沟通，解决其关切。这样既省钱，又能建立长期关系。

在欧洲，紫金矿业2018年在塞尔维亚的小城博尔出资收购了博尔铜矿63%的股份，后来又收购了当地的另一座大型铜金矿。博尔的铜矿从1903年开始开采，一度快速发展，后来逐渐衰败，博尔河成了欧洲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该流域村民称其为“死河”。紫金矿业一入主就制定了从源头控污、废水处理到水资源再利用的完整治理规划，疏浚了河床，整治了7.4公里长的河道，建成了市政污水回抽系统，市政污水经多次沉淀、隔油处理后，可回用于生产，减少工业用水压力。通过一系列措施，博尔河的水质改善率超过了98%，重获清澈。

紫金入主前、入主后

去年12月，中金公司研究员齐丁写了一篇到秘鲁调研矿业的文章。矿业的在地化属性极强，需要深入别人的土地开采，不仅倚仗当地基础设施，与民生更是息息相关。由于矿区所处的社区存在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均衡，经常出现罢工堵路事件，这种社区问题也是中资矿企在秘鲁运营的最大难点之一。

起初，中企和许多欧美企业一样，通过“交易性策略”来解决问题，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中企管理人员开始设法通过深入每一个社区，了解当地人的诉求，从而建立利益情感共同体。以中国五矿资源开发的拉斯邦巴斯（Las Bambas）铜矿为例，该矿区距离港口700多公里，其中约400公里都是社区，沿途所经社区超过80个。且不论与这些社区一一达成一致，光是一次次地深入到80多个社区中，克服语言障碍、建立双方信任都绝非易事。但中企还是做到了——他们签订合同，把矿石运输交由当地人负责；帮助居民建设蔬菜大棚，养殖羊驼、荷兰猪，建设大桥、学校等。随着一项项合作落地，堵路的天数也越来越少。

以上案例说明，在尊重本地文化、践行 ESG 原则（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赢得本地认同、促进长远发展方面，中企是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到和做好的。

• 现在来看第三种情况。如果中企出海面对的是地缘政治问题，是所在地非常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且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中企的基本存在方式，那就是难以承受之重。

他们可以做些准备、预案，并在问题出现时向中国的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寻求帮助，但以一企“抗”一国和国际的压力，实在太难了。

和共和国同龄，有“外贸一姐”之称的宁波中基惠通股份公司总裁应秀珍说：“我做了40多年外贸，最辛苦就是现在，因为不确定性、可变性、突发性太多了。2022年，一个集装箱的运输价格比里面的货值还高，而且突如其来，你能想得到吗？”

一位除了北美之外在各大洲都有投资的中企领导人说：“没有什么因素能阻止我们发展。就算现有行业秩序由欧美公司主导，对我们其实也有好处，因为产品定价高，利润水平高，我们也受益。唯一的担心是战争，制裁，甚至冻结罚没资产，那企业就毫无办法了。”

过去调研出海，基本是在商言商。现在调研出海，我发现关心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企业越来越多。

所以我的综合判断是，中企出海，从自身竞争力看，接下来的十年将是最有希望的十年，因为他们不仅有传统的性价比优势，在“中国制造2025”从提出到完成的这十年，他们还建立了技术、资本等新优势。

而从国际政治环境看，接下来也可能是最难的十年。因为大国博弈高频震荡，区域争端热点频发，全球似乎处在一种难以预料、不知将来如何定型的过渡期。

我相信，当中企能迈过、挺过这十年，当中国的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再上一个新台阶，当中国自身从世界工地、世界工厂转型升级为世界的大市场、创新场，则中企出海的外部政治环境将会根本性地好转。

到那时，中企出海将实现一种新均衡，和多边、多元环境都能“可预期地相处”，各安其位，有竞有合，即使有矛盾和争端，也有确定性的规则与方法去解决，而某些地方针对中企的刻意阻挠、恶意干扰也将大为收缩。

因此，从本质上，中国只能靠不停步做好自己的事，更好地发展自己，在十年后成为更具硬实力、软实力的大国和强国。而针对接下来的中企出海十年关键期，很需要有一些总体性、方向性的把握，需要类似“中国制造2025”那样的“中企出海2035”的指引。

就大方向而言，未来十年我们的选择包括：

• 是以机会为导向，只要看到空间和缝隙就冲进去？

• 是“仗剑出海”，靠军力为中企出海保驾护航？

• 是主动加入脱钩断链的“平行世界”，划地盘，找盟友，各玩各的，将全球化割裂，彼此设限，渐行渐远？

• 还是继续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以服务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贸易、投资、商品、服务、技术等需求为主线，追求多元相容，顾及彼此关切，构建互利秩序；并在不可避免要遭遇的博弈、摩擦和冲突中，以长远眼光，系统考虑，理性防范，斗而不破，建设性求解，从而带动世界向着正和方向发展？

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乎世界的命运。

中企出海，动机强，能力强，无需总动员，已经蔚为大观；但面对如此复杂、充满非经济因素挑战的国际环境，急需从政府到企业到社会，集思广益，形成一个出海总方略。

谈到出海方略，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市场多元化”“运营本地化”“风险管控系统化”等等，但情况绝非如此简单。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1：纳思达与美国利盟国际 

位于珠海的纳思达股份公司，目前是全球排名第四的激光打印机厂商，全球通用耗材行业的领导型企业。2016年，以纳思达为核心的联合投资体进行了一场“蛇吞象”式收购，巨资收购了打印机龙头之一的美国利盟国际（Lexmark，前身是 IBM 打印部门），当时也顺利通过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安全审查以及7个主要国家的反垄断审查。

但2023年6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纳思达及旗下8家分支机构列入所谓“涉疆法案”（UFLPA）实体清单。尽管利盟国际不在清单内，但受此影响，业务下滑，两公司之间的战略协同也很难实现。历经周折，纳思达于2025年将利盟国际全部股权出让给美国施乐公司，因交易对价大幅低于历史净投资额，造成大额商誉减值。

纳思达在出让公告中表示，公司主营的信息技术业务是境外政策关注的重点领域。虽然上市公司已为利盟国际设立了相关防火墙制度，确保符合国外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但外部环境风险的持续与加剧使得利盟国际正常业务经营面临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与较大的不确定性。

据我了解，纳思达被列入实体清单完全无辜，是基于子虚乌有的理由。但如果要自证清白，需要向美方提交公司自创立起的所有供应链情况，且一层层向前溯源，根本难以完成。

案例2：中国化工集团与意大利倍耐力 

2015年，中国化工集团巨资收购了意大利轮胎企业倍耐力26.2%的股权，后经增持和债转股稀释，目前持有34%，为控股股东。

2024年9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了一项强化网联汽车供应链的安全、防范潜在网络威胁的提案，建议禁止销售或进口与中俄有“充分关联”的特定硬件和软件，以及使用这些组件的网联汽车。

由于这一“红线”，具有中资背景的中化，若不对倍耐力进行架构调整，其智能轮胎产品可能被美国市场禁入，而北美市场是倍耐力的利润核心来源。（注：2021年中国化工集团与中国中化集团联合重组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化”。）

今年2月3日，中化向意大利政府提交文件，提出一个“智能轮胎业务潜在公司分拆”方案，试图通过剥离该项资产到非中资实体，换取合规。但遭到倍耐力董事会否决。董事会公告称，智能轮胎业务必须保持在集团内部，以完全整合的方式发展，并强调即便分拆，该提案也“无法规避美国法律所施加的限制”。

据媒体报道，中化的态度已从坚持控制转向务实退出，已聘请财务顾问评估将持股比例降至10%以下，甚至全面退出倍耐力的可能性。

还有一些企业感到非常意外的案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如：

• 从去年9月30日开始的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接管”中国闻泰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的事件；

• 最近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在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码头被巴拿马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违宪、长和对巴拿马共和国提起国际仲裁的事件；

• 欧盟从2024年10月底开始对中国产纯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的事件（近期达成以价格承诺机制替代反补贴关税的共识）；

• 更不用说，去年4月2日美国发起对等关税战和9月底出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穿透性规则”带来的对中企出口、出海的一系列影响。这种趋势还可能向纵深处发展，最新的案例就是今年1月26日，得克萨斯州州长更新了得州针对州政府雇员和设备的禁用技术清单，新增了35家中国科技企业及 AI 平台。

这一幕一幕，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一直不落幕。

无论纳思达还是中化、闻泰科技、长和，面临的都是异常问题，远远超出商业范畴。和这些事件相比，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一些国家被处罚，一些出海企业因劳工、税务等问题被当地查处，成熟市场不断提高合规门槛和监管力度，新兴市场不断提高本地化要求，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不断加强对串标/串谋的合规调查与制裁，反而都在常规视野之内了。

穿透上述案例，可以这样判断——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企出海的扰动，已经是结构性的；不少国家基于经济安全考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已经是“范式性”的改变。

这些问题并非今天才出现，而是在一段时间的积累后，似乎像火山一样开始“总爆发”，短期也不会停下来，甚至可能加剧。

美国自不必说。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背景下，美国的经济安全意识一步步强化。去年11月，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的《美国经济安全：赢得未来技术竞争》的报告指出，随着“经济战时代”（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来临，如何赢得技术竞争、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成为核心问题。

报告提出了六项重点建议。

• 一是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基础上，让半导体关键原料与零部件的制造产能重回本土，包括化学品、印刷电路板和集成电路板；

• 二是通过国防部采购加速研制全球首台实用级量子计算机，以政府采购带动产业链发展；

• 三是建立全国性先进生物制造中心网络，资助美国医药企业从“可信市场”采购原料；

• 四是通过扩充国家储备、强化盟友合作、发展回收和替代技术，保障关键矿产资源安全；

• 五是深入实施美国人才战略，加强对机械师、电工等关键技术领域核心技能人才的培养；

• 六是在商务部设立“经济安全中心”，强化政府协调能力、专业技术实力及与私营部门的联系。

近年来，欧盟也将针对中国的“去风险”作为核心经济理念之一。2023年欧盟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中国被视为“最大威胁”。去年12月，欧盟委员会与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联合发布了新“经济安全理念”，旨在“在外部经济威胁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强化欧盟的实力与韧性，同时保持开放性及对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承诺。

欧盟委员会近期重点聚焦的6个高风险优先领域为：降低在关键商品与服务上的战略依赖；吸引安全可靠的投资进入欧盟；支持欧洲防务、航天及其他关键产业的发展；确保欧盟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护敏感信息及数据安全；保护欧洲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与韧性。

在统筹现有政策工具之外，欧盟还在开发新的经济安全工具箱，构建“经济安全”国际标准。

欧盟也和日本在加强经济安保合作。2025年7月在东京举行的第30届日欧定期首脑磋商，正式将经济安保合作机制升级为“竞争力同盟”。通过关键矿物供应链韧性共建、半导体与 AI 生态协同、防务产业对话机制、情报保护协定谈判等四大支柱，欧盟和日本希望构建一个既能抵御外部风险又能保持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也在进行范式转变。2022年5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这是日本历史上首部“国家经济安全法”，法律明确规定了“供应链强韧化”“稳定基础设施”“支持重要技术的开发与支援”和“专利申请的非公开制”这四大支柱。高市早苗已计划推动对此项法案的修订，加强对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出口管制。

除了上述发达经济体，像印度、印尼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出台了大量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政策。整个全球经济的治理逻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安全的边界大大扩张，泛化到关键供应链、关键资源、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敏感领域投资等各方面，且不少已通过立法变成常用工具。碳关税等绿色标准也成为一种新型壁垒。

同时，国家对于产业的直接参与和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微观化。例如，中化在收购倍耐力中的遭遇，就与意大利政府于2012年通过并实施“黄金权力法”，规定政府有权干预并阻止外国资本对意大利相关领域的收购行为有关。随着“黄金权力法”不断扩围，导致中化对自己控股的公司都无法主导战略决策，董事会席位被削减，CEO 任免权也旁落。

所以，今天的中企出海，在那些和安全相关的敏感领域，考验的远不止于经营能力，甚至可以说“功夫在诗外”，在商业经营之外。

面对以上的异常事件和“安全”大趋势，怎么看？

• 首先，还是要冷静，无需过度焦虑、惊慌、意气用事。

天下变乱，但商也有道、有序，变乱并非都无解。TikTok 在美国那么大的风浪，最后也有一个解。由于中国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反制力越来越强，因此当中企出海遭遇明显的不公正待遇时，国家是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

同时要看到，目前的国家安全意识抬升和泛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在国家经济实力消长、WTO 等传统组织失效、很多国家内部出现危机和严重分化、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多因素叠加的产物。这种对外防范、抵御意识的自然强化，带有普遍性，并不都是针对中国。

当然，必须承认，中国是被针对的焦点。这是中国发展到一定地步，树大必然招风的结果，没什么好自责的。需要的是坦然面对，勇于面对，善于面对。

• 其次，要看到，国际经贸商业领域，还是有很多争端解决机制可用。

以长和公司诉巴拿马案为例，东道国可以用司法手段挑战既有合同，投资者也可以运用已有机制捍卫自身权益。尽管很多“缠斗”旷日持久，但经验也是“斗”出来的。这些年，中企也有很多通过司法手段斗赢的案例。

• 最后，还是要有基本信心。一是对中企竞争力的信心；二是对全球需要中企价值的信心，即使在那些矛盾冲突地，合作依然存在；三是对合作共赢的信心。

这里举一个合作的案例。

案例3：中国铝业与力拓联手，买入巴西铝业 

今年1月30日，中国铝业发布公告，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与力拓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巴西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并以该合资公司为主体，收购沃特兰亭持有的巴西铝业68.596%股权。在合资公司中，中铝一方拟持有67%的股权，力拓一方持有33%的股权。力拓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上市的综合性矿产资源供应商，全球四大矿商之一。

交易完成后，巴西铝业将成为中国铝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合资公司拟对巴西铝业剩余流通股发起强制要约收购，并可能推动其从圣保罗证券交易所退市。但交易尚需获得中国及巴西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包括反垄断审查、境外投资备案、电力许可等。

巴西铝业在巴西原铝市场的占比超过1/3，还控股或参股了21座水电站和4个风电站，年权益发电量约70亿度，全部为可再生能源，且均为铝产业自备电。此项收购将进一步提升中铝的绿色发展、ESG 和国际化经营能力，有望扩大中铝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低碳铝业务版图。

这一案例说明，虽然天下充满变局，但合纵连横的机会依然存在，只是要把握好到哪里去，以及用什么方式打开机遇之门。

首先是企业层面的建议。

1. 增强可控性意识。 

尤其是并购性投资，要从交易结构、履约过程、争端解决等方面多做考虑，在敏感性领域尽可能不做超出自身规模、需要借外力高杠杆才能完成的并购。有些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投资，可以改为技术合作、服务合作，以规避风险。

2. 进一步增强合规经营意识，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境外法治”，重视所在地的法律体系，强化争端预案和多元化解机制，将法律风险防控与评估置于投资经营的全过程之中，防止因没有透彻掌握游戏规则而被“收割”。

中伦律师事务所建议，体系化防控出海风险，需要建立三个系统：涉外法律合规风控系统，跨文化融合的“合金文化”系统，动态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系统。

3. 增强本地化意识，在利益均衡和共享方面要为本地留有余地。 

近年来，不少围绕出海的中介服务机构都强调，中企要重视本地监管，理解本地文化，不要把“内卷”的习惯带出去，不要什么都做，要走差异化道路，给本地留出空间，或通过合作分享利益，否则很容易到处树敌。

微信公众号“国际法实践与批判”指出，中国企业在海外签署大型特许合同时，往往通过高层公关和政府支持获取优惠条件，但合同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当地社会的接受度和合法性，应避免寻求过度倾斜自身利益的条款。对外投资合同如果对自己“太有利”，反而会为长期风险埋下隐患。尤其涉及长期垄断特权、超长期免税等，要权衡当地公共利益感受。必要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主动让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提高合同的政治与社会可容忍度。

4. 注重出口和出海的动态平衡与协同配合，立足中国优势，以全球布局响应全球变局。 

出口和出海都是体现中企对外开拓能力的方式。两者都需要，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响应海外客户的需要。近年来，国际零售商和品牌商对于“中国+1”的备份要求，以及中国的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和有效需求不足，加剧了出海之势。而要出海，就要按照本地化要求，入乡随俗。

但同时要看到，中企出海是以制造业、工程建设、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等为主，这些方面，国内的产业配套、人力资本仍是重要依托，比如很多中间件要从中国进口、很多数字化产品的研发靠在中国的工程师。出海是“出而不离”，出了中国但没有离开在中国的资源，而且反向带动了中国的出口。

事实上，立足中国优势，以全球布局响应全球变局，可能是当下的最优模式。联想集团、TCL、海尔、海信、美的这样的出海“常青树”如此，新一代的大疆、影石创新、拓竹科技等也是如此。他们的根都在中国，有的企业主要市场在海外，但主要研发环节和供应链立足中国大地。有的企业既全力出海，以自有品牌打造全球影响力，同时旗下又有代工制造部门，为国际品牌做制造。有出口，有出海，出海中有出口，动态平衡，协同配合，就能在全球变局中敏捷响应，屹立不倒。

其次是国家层面的建议。

1. 将中企出海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引擎，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与各类出海企业充分沟通的前提下，集众智，制定中企出海的总方略和路线图。

2. 继续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均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分工，让中国供应链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增强投资互信，为外企进入中国和在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市场准入以及更完善的投资保护。从一个开放可信的中国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也会赢得更多认同。

3. 充分认知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企出海的扰动，从国家层面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部署。如通过自贸协定、双边税收协定、双边投资保护机制、国家间投资协定（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等，为中企出海提供兜底支持。与此同时，要做好反制规则的准备，建立有效的工具箱，如《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阻断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并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和灵活性。

有一些律师事务所还建议，有必要推动建立中企出海案例库（包括失败案例），并将其作为“行业雷区地图”；对于央国企对外投资，可考虑将涉外法治纳入核心考核指标，通过刚性考核倒逼企业重视涉外法治建设、风控与合规，牢固树立“合规即竞争力”的意识，避免因短期逐利忽视长期风险。

4. 在做好宏观指引和风险提示后，尊重企业的主体性，对中企出海原则上不做干预，无事不扰，有求则应。这也是为了中企出海时建立起在商言商的市场化形象，易于被所在地更好接受。

总之，未来十年将是中企出海的大时代。自强不息，和合天下，以柔载刚，刚柔并济，稳中求进，行稳致远，则中国经济必将从一个更宏大、更开放的全球性循环中获得新的滋养，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