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能源转型与政治挑战

图源：Elsewedy Electric

坦桑尼亚：能源转型与政治挑战

作者：Salum Mussa Haruna（李义）

坦桑尼亚籍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01  具有区域影响的能源转型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Julius Nyerere Hydropower Plant, JNHPP）的启用，标志着坦桑尼亚能源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项目由9台单机容量235兆瓦的机组组成，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兆瓦，显著扩大了坦桑尼亚的发电能力，并有助于缓解长期制约该国稳定供电的结构性问题。若将JNHPP置于坦桑尼亚整体电力系统中考察，其重要性则更加明显。截至2026年8月，坦桑尼亚全国装机容量约为4,646兆瓦，这意味着仅JNHPP一项就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约45%[1]。对于一个长期依赖水电和天然气发电的国家而言，这构成了电力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在JNHPP全面投产之前，坦桑尼亚的装机容量约为2,400兆瓦，主要水电设施包括基达图、基汉西、姆特拉、新庞加尼瀑布、鲁苏莫以及若干规模较小的发电站。相比之下，2026年8月该国电力峰值需求约为2,271兆瓦，因此当前形成了较大的名义装机容量余量。然而，实际可利用发电能力仍将受到电厂运行状况、水文条件以及电力系统约束等因素的影响[2]。

哈桑总统为JNHPP项目揭幕，项目参与者、多位政府领导人及时任副总统恩钦比（Nchimbi）共同出席（图源：坦桑尼亚总统府）

因此，JNHPP不仅仅是一座新的发电设施，它实际上改变了坦桑尼亚电力系统的整体规模。与该国传统水电基础设施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投入运行的基达图水电站至今仍是鲁菲吉河流域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汉西、姆特拉、新庞加尼瀑布、哈勒、尼扬巴亚蒙古等设施也在过去数十年间提供了重要的发电能力。这些主要传统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约为606兆瓦，而JNHPP的装机容量几乎是它们总和的三倍半[3]。

从非洲大陆层面来看，JNHPP的建成也使坦桑尼亚跻身拥有非洲大型水电设施的国家之列。按照装机容量计算，该电站目前与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ERD）、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共同拥有的卡里巴水电综合体、埃及阿斯旺高坝以及莫桑比克卡霍拉巴萨水电站等处于同一量级，成为非洲规模最大的运营水电项目之一。这一洲际比较表明，JNHPP不仅是一个国家能源项目，也是非洲电力地理格局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大规模水电越来越与工业化、区域电力贸易以及围绕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展开的战略竞争相联系。发电能力的大幅增加为能源安全和工业化创造了重要机遇，但同时也提高了对输电投资、电力系统韧性、水资源管理以及能源结构多元化的要求。预计到2030年，坦桑尼亚电力峰值需求将达到6,571兆瓦，因此当前的名义装机容量余量不会永久存在[4]。未来，持续投资于发电、输电和配电基础设施仍将至关重要。

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JNHPP）坐落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是一项大型水力发电项目，目标是增加全国电力可及性，并助推该国经济增长（图源：坦桑尼亚总统府）

该项目的另一项重要意义在于其国际合作模式。JNHPP是一个由坦桑尼亚国家主导、由埃及阿拉伯承包商公司与埃尔塞韦迪电气公司（Elsewedy Electric）组成的联合体实施的项目，同时中国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PowerChina）和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DEC）[5]。中国电建承担了大坝主体工程和输水基础设施等重大土建与工程任务，而东方电气则负责提供并安装水轮发电机组及相关机电设备。因此，JNHPP体现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中一种日益多元化的南南合作模式：由坦桑尼亚提供国家主导和战略方向，由埃及贡献建设能力，同时结合中国的工程技术与设备制造能力。

该项目的经济意义远远超出电力生产本身。首先，JNHPP增强了坦桑尼亚的能源安全。更大的发电能力能够减少对紧急供电措施的依赖，并缓解长期制约家庭生活和生产部门发展的电力短缺问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对于制造业、采矿业、农业、电信业以及其他依赖可预测能源供应的经济活动尤为重要。其次，该项目强化了坦桑尼亚的工业化战略。稳定且相对低成本的电力，是推动经济从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向更高附加值制造业和加工产业转型的重要前提。随着坦桑尼亚寻求扩大矿产加工、工业生产、农产品增值以及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大规模电力供应有可能帮助坦桑尼亚减少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并在国内和区域生产链中获取更多价值。第三，发电能力的扩大为加强区域电力一体化创造了新的可能。 坦桑尼亚有望扩大电力出口，并进一步深化其在正在形成的区域电力市场中的作用。能源基础设施因此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外交的重要工具，将该国的国内发展战略与更广泛的东非一体化进程联系起来。第四，JNHPP进一步强化了坦桑尼亚在非洲基础设施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中的地位。 坦桑尼亚、埃及和中国行为体的共同参与表明，今天的非洲基础设施格局已不能再简单理解为非洲政府与传统西方捐助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外部伙伴正在能源、交通、矿业、电信和工业等领域展开合作与竞争。坦桑尼亚与不同国际伙伴合作的能力，为其在多元化国际经济关系的同时推进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

然而，JNHPP的建成并不意味着工业转型必然自动发生。电力生产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其最终经济影响将取决于输电基础设施、产业政策、投资环境、治理质量、人力资本、环境管理以及坦桑尼亚制度体系能否将能源优势转化为具有生产力的经济活动。能源领域的突破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能否转化为真正的结构性转型，最终取决于坦桑尼亚如何加以利用。

02  政治裂痕与制度合法性问题

在坦桑尼亚庆祝能源领域重大突破的同时，该国政治格局却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

8月25日，副总统伊曼纽尔·恩钦比（Emmanuel Nchimbi）宣布辞职，并表示辞职将于9月4日正式生效。然而，次日，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 CCM）以其所谓的“违反党纪”为由将其开除党籍。这一决定立即改变了其离职事件所涉及的政治和宪法性质[6]。8月28日，总检察长哈姆扎·约哈里（Hamza Johari）向议会表示，恩钦比已于8月26日失去副总统职务，因为被开除革命党党籍意味着他不再符合担任该职务所要求的宪法资格[7]。随后，议会一致批准时任能源部长德奥格拉蒂亚斯·恩杰姆比（Deogratius Ndejembi）接任副总统。在参与投票的324名议员中，所有人均支持其任命[8]。这一系列事件发生速度之快，以及其中涉及的宪法复杂性，使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恩钦比的离职不仅仅是一次个人职位变动，更暴露出坦桑尼亚执政体系内部存在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宪法改革、政治问责以及制度合法性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背景下。恩钦比此前公开倡导制定新宪法，这一立场尤其具有政治敏感性。2026年7月，他呼吁坦桑尼亚人民为新宪法而努力，并认为该国需要一个建立在全国共识基础上的宪法框架[9]。这一立场使他进入了坦桑尼亚关于政治制度未来、国家权威、宪法改革以及民主参与之间关系的更广泛政治辩论。

尽管政府并未正式将其有关宪法改革的言论列为导致其辞职或被开除党籍的直接原因，但这些言论的时间背景及其随后产生的政治后果，使其成为理解围绕恩钦比离职事件的政治紧张关系的重要因素。

伊曼纽尔·恩钦比（图源：IPP）

德奥格拉蒂亚斯·恩杰姆比宣誓就任坦桑尼亚新任副总统（图源：Horn Africa News）

这些事件还需要放在2025年10月大选后形成的政治环境中理解。哈桑总统在主要反对派力量被排除或边缘化、选后爆发广泛骚乱的背景下，以接近98%的得票率胜出。此后，政府的一项调查报告称，至少有518人在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中死亡。同时，外界也对安全部门使用武力以及整个选举过程的实施方式提出了严重关切[10]。这些政治影响延续到了2026年。对政治集会的限制，以及反对派领导人通杜·利苏（Tundu Lissu）因叛国罪指控而持续被拘押，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坦桑尼亚政治空间不断收缩的担忧。无论政府对这些措施提出何种正式解释，其累积效应都加剧了关于坦桑尼亚民主发展方向以及政治合法性制度基础的争论。这也提出了一个有关该国发展模式的根本问题：国家可以拥有相当强大的行政能力和财政能力，但与此同时，仍然可能面临政治合法性方面的严重挑战。坦桑尼亚能够建设一座装机容量达2,115兆瓦的大型水电站，充分表明其具备相当强的国家能力。然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并不能自动弥合制度认同、政治代表性和公众信任方面的缺口。经济表现与政治合法性彼此相关，但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发展成就可以在短期内增强政府的政治支持，但未解决的政治紧张关系仍可能在社会和政治体系内部持续累积。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并改善生活水平，但它无法永久替代那些能够处理政治分歧并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制度。因此，恩钦比事件值得关注的原因，并不只是它代表了一次领导层调整，更在于它可能反映出坦桑尼亚政治体系内部正在形成的压力，以及制度问题对于该国长期稳定仍然具有的核心重要性。

03  发展悖论：经济转型能否快于政治共识？

坦桑尼亚当前发展轨迹中最值得关注的特点，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与政治不确定性同时出现，而在于该国的经济转型能力似乎正在以快于政治共识形成和制度发展的速度推进。

这种差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转型—合法性缺口”（transformation–legitimacy gap）：即国家推动大规模经济和物质转型的能力，可能超过其建立政治合法性、制度信任以及围绕这种转型形成社会共识的能力。JNHPP象征着一个能够调动资源、协调国际伙伴关系、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并追求雄心勃勃工业目标的坦桑尼亚。2026/27财政年度总额达62.3万亿坦桑尼亚先令的国家预算，以及政府持续强调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也进一步展现出一个正在加速推动经济转型的国家形象[11]。与此同时，围绕恩钦比、宪法改革、反对派政治以及政治活动限制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坦桑尼亚仍有许多重要的制度和政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这种发展差异使坦桑尼亚面临一项战略性困境。如果经济转型在没有相应制度强化的情况下继续推进，那么发展成果可能变得更加容易受到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投资者需要的不仅仅是电力和基础设施，还需要具有可预测性的制度、法律确定性、政治稳定以及对公共政策持续性的信心。国内企业同样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使其经济决策不会过度受到政治冲击的影响。然而，政治稳定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没有政治竞争或异议。更具持久性的稳定，更可能来自能够容纳分歧、管理政治权力交接，并通过可信和包容性程序建立合法性的制度体系。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坦桑尼亚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更加充足的能源供应可能重新塑造其经济结构。水电、天然气、矿产资源、农业、交通走廊以及不断增强的区域互联互通，共同赋予坦桑尼亚成为东非重要工业和物流中心之一的潜力。然而，经济战略重要性的提高，也意味着制度薄弱所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高昂。因此，坦桑尼亚下一阶段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物质基础设施，也需要“制度基础设施”：可信的宪法安排、有效的制衡机制、可预测的治理体系、具有问责能力的公共机构，以及足以支持和平政治竞争和公共讨论的政治空间。

JNHPP的启用与恩钦比的政治离职在时间上的巧合，不应被理解为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当这两件事情被放在一起观察时，它们共同揭示了坦桑尼亚发展轨迹中的两种不同现实。前者体现了坦桑尼亚不断增强的能力——即推动物质基础设施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能力；后者则暴露出该国政治和制度发展方向中仍然存在的重要未解问题。

因此，哈桑总统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生产更多电力或吸引更多投资，而是确保经济现代化能够与制度现代化同步推进。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源转型可能进一步提升坦桑尼亚在国界之外的战略重要性。更大的发电能力既可以支持国内工业，也能够强化坦桑尼亚在区域能源网络中的地位。如果管理得当，JNHPP有可能成为更广泛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将能源、矿产、制造业、农业、交通以及区域一体化有机联系起来。

然而，如果制度薄弱的问题持续存在，这一转型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受到不确定性、发展成果分配不均以及公众对公共机构信心下降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核心问题不只是坦桑尼亚能否实现现代化，更在于其现代化进程能否与制度建设协调推进，从而为长期稳定和包容发展提供支撑。

04  结论：从能源安全走向政治稳定

坦桑尼亚正站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十字路口。JNHPP的启用，代表着坦桑尼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真正突破。通过大幅提升发电能力，该项目能够增强能源安全、支持工业化、促进投资，并有可能提升坦桑尼亚在区域电力市场中的作用。其巨大的规模也使坦桑尼亚在不断变化的非洲能源格局中获得了更高的战略重要性。与此同时，该项目将坦桑尼亚国家主导、埃及建设能力以及中国技术参与结合起来，也体现了非洲基础设施国际合作关系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坦桑尼亚正在展现出一种能力，即围绕由国家自身确定的发展目标，调动和协调多个外部合作伙伴。然而，2026年8月发生的政治事件则揭示了坦桑尼亚转型的另一面。副总统恩钦比的辞职及随后被开除党籍、围绕其离职时间产生的宪法争议，以及恩杰杰姆比迅速获得批准接任副总统，都凸显出该国在治理、宪法改革和制度合法性方面仍然存在持续性的紧张关系。

因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能够创造繁荣的物质基础，但制度决定这种繁荣能否持久。坦桑尼亚当前拥有一个将能源突破转化为更广泛经济转型的重要机遇。然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远不止更多的兆瓦电力。它还需要持续投资于输电网络、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区域互联互通、环境管理以及生产能力建设。同样重要的是，坦桑尼亚还需要建立和巩固能够维持政治信任、管理社会与政治分歧并形成国家共识的制度体系。因此，坦桑尼亚最大的挑战可能在于：确保其政治制度的发展能够跟上其经济雄心的步伐。JNHPP的启用与恩钦比政治事件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有力地提醒我们：发展与治理最终无法彼此分离。

一个国家可以比建立政治共识更快地建设发电站，但持久的繁荣需要二者同时存在。对于坦桑尼亚而言，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它能否生产足够的电力来推动下一阶段的发展。更具决定性的问题是：坦桑尼亚能否建立足够坚实的制度和政治基础，将新增的能源能力真正转化为包容、稳定和可持续的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