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朱兆一：以中东局势为镜，看中国企业出海新逻辑

现在海湾地区国家的核心主题是开放与发展，但伊朗却陷入了“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诉求矛盾交织中。伊朗面临一个无法同时实现的三难困境：神权政体、核武器追求、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不可调和。

神权政体是政权合法性的根基，这决定了伊朗必须反美反以、拒绝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这一立场不可放弃。

核武器追求被视为政权的终极生存保障——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计划后的命运，成为伊朗决策者反复引用的反面教材。

经济发展需求则来自8500万人口、高度年轻化的社会现实。长期制裁已导致伊朗货币里亚尔崩溃，民心思变。

这三个目标彼此冲突：追求核武器会招致更严厉制裁，进而扼杀经济，导致经济崩溃；神权体制下的反美立场，使伊朗无法接入国际金融体系；而想要满足经济需求又必然要求政治妥协，威胁政权合法性。由此形成一个死循环：核计划→制裁→经济困难→社会矛盾→威胁政权→更依赖核武器→更严厉制裁。2022年的“头巾革命”正是这一困境的社会爆发——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用脚投票，大规模移民海外。

美以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双方的深层关联程度也远超表面所见。

关于美以伊战争有一种认知错误：认为是内塔尼亚胡推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战争。首先，国家最重要的是共识，以色列全民已形成“即便要牺牲这代人利益，也要打倒伊朗”的共识。其次，美国的推动力量来自“唐罗主义”，一旦把伊朗按照美国的方式来改造，对中国多年构建的跨国经济体制将形成巨大损害——拿下伊朗，利益诱惑实在太大，所以特朗普必然下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对以色列而言，它同样被困在一个“既要、又要、还要”三角结构中：既渴望绝对的安全，又希望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在国内宗教右翼政党对政局掌控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必须阻挠巴勒斯坦建国。

首先，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这源于大屠杀记忆和“永不重演”的国民信条，军事优势被视为生存底线。以色列拥有核威慑（虽从不公开承认），并以此作为最终安全保障。

第二，作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国际良好形象是以色列依赖西方政治经济支持的重要战略资产，而非仅仅是追求虚荣。

第三，阻止巴勒斯坦建国则是受到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强力推动，他们将约旦河西岸视为“神赐应许之地”。内塔尼亚胡等领导人的政治生命高度依赖右翼联盟，定居点扩张已使两国方案近乎不可能。

这三个目标同样相互矛盾：军事占领制造仇恨，孕育下一代的极端主义（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正是在以色列“管控”加沙的背景下爆发）；加沙地带平民伤亡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使“民主灯塔”形象崩塌。这也导致了国际刑事法院（ICC）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以及南非等国转变立场；而阻止巴勒斯坦建国带来的人口学困境——巴勒斯坦人口已与以色列犹太人口相当——使以色列长期统治无法维系。

如果只想实现两个目标尚有可能，以色列的政治结构想要同时实现三个目标——这本身就是死局。

伊朗与以色列各自的不可能三角相互碰撞，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伊朗需要“抵抗轴心”来强化自身合法性，持续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组织；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则迫使其必须持续打击代理人，造成平民伤亡；而平民伤亡又为伊朗提供了反以叙事素材，便于其在伊斯兰世界进行道义动员。如此就形成了“双轮绞车”，循环往复，越转越紧，无法自行停止。

海湾国家则面临另一个“不可能三角”，即同时追求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对伊朗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以及石油市场无法绕开的能源通道。这三者构成了难以破解的死局。

为何此前海湾国家的矛盾并未显著暴露？关键在于第三角——伊朗长期处于相对从属、克制的状态。但如今伊朗改变了策略，它决心充分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位置，为国家争取与美国对话的空间。也正因此，海湾国家正深陷这一潜在“不可能三角”引发的困境之中。

第一角是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这也是海湾国家不可或缺的承重之墙。数十年来，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在本土驻扎美军基地、购买美国武器，将华盛顿的安全保障视为抵御伊朗威胁与内部动荡的终极保障。一旦这面承重墙倒塌，再多主权财富、再灵活的外交斡旋，都无法提供等量安全。

第二角是伊朗，这个无法被打败的宿敌，伊朗被海湾逊尼派君主国视为生存级威胁。逊尼派与什叶派分野精确映射沙特与伊朗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角力。伊朗向胡塞武装、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输送资源，在利雅得眼中不是外交摩擦，而是切实的生存威胁。

第三角是石油市场，这个无法退出的管道把两个宿敌绑在同一条船上。沙特与伊朗是 OPEC+最重要的两大产油国，沙特“2030愿景”的财政基础依赖协调产量、维持油价稳定。油价崩塌两国同时失血，联手控产两国共同受益。

“海湾不可能三角”成为海湾国家陷入陷阱的根源，拥抱任何一个角，都必须以惨重的代价出卖另外两个：若与美国保持真正的安全同盟，就要表明对抗伊朗的立场，从而冲击 OPEC+产量协调，损害财政命脉；若向伊朗妥协（比如2023年沙伊复交趋势进一步发展），则会动摇美国的安全承诺，使政权存续的基石失稳；若通过 OPEC+协调维持油价稳定，则需与伊朗保持基本合作，这与安全对抗的立场形成根本矛盾。

从这次的中东冲突情况看，实时代价触目惊心：沙特油田燃火、卡塔尔液化天然气中断、阿联酋三天内承受近900枚导弹——海湾国家正在为一个并非由自己制造的结构性矛盾买单。

中东冲突还呈现出三层“不对称”特征，这对中国具有重要价值，甚至在军事层面也颇具借鉴意义。

• 第二层：成本不对称

• 第三层：威胁不对称

霍尔木兹的终极威慑。霍尔木兹海峡每天通行约20%的全球石油。伊朗无需实际封锁，仅通过展示封锁能力（扣押商船、导弹演习、布设水雷）和制造不稳定预期，就能对全球经济施加巨大战略压力。伊朗可以利用威胁行动的杠杆效应。一次小型摩擦即可引发航运恐慌、推高保险费率；一条强硬声明就能让油价产生恐慌溢价。将全球能源安全扣为人质，使美国若发动全面战争须承担全球经济危机的责任。如今伊朗正是通过威胁封锁海峡，争取与美国平等谈判的机会，目前看来已基本达成目的。

伊朗用这三层战略复合运作：第一层定义起点——承认劣势，选择隐蔽和生存；第二层定义过程——用廉价武器和代理网络消耗对手；第三层定义上限——握有可瘫痪全球经济的地理开关，为前两层提供保护罩。最终目标是将军事力量悬殊的常规战争，转化为比拼战略耐心、经济承受力和政治稳定的混合消耗战。

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正在经历一场无声却深刻的重置：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中东格局的剧变是这一转折最直观的缩影。这不是短期扰动，而是系统性的全球地缘经济重组。

第一，能源命脉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每天通行约20%的全球石油。这条水道已从单纯的“能源基础设施”升级为地缘博弈的核心筹码。任何时候的骚扰、演习或摩擦，都能瞬间触发全球能源市场的恐慌溢价。能源不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战略武器。

第二，代理人战争常态化。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打破了以往“代理人战争”的边界，双方多次直接交手。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真主党在以色列北线联动——多线博弈不再是例外，而是新常态。任何局部冲突都有迅速外溢、牵动整个地区的风险。

第三，区域国家被迫选边。沙特同时与美国签署防务协议、与中国洽谈新能源合作；阿联酋一面接待美军、一面推进中阿峰会。“战略模糊”正在变得越来越难维持。随着地缘阵营感增强，中东国家很难维系过去“两面”押注的方式，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队压力。

第四，供应链重新定价。红海绕航使中欧海运周期拉长15-30天，2026年第一季度运价同比上涨约80%。能源、航运、保险的系统性成本上移，正在重塑全球贸易的成本地图。过去习以为常的“低成本、高时效”供应链模式，已难以为继。

这不是“中东特有问题”，而是全球地缘板块化的缩影。每一个出海企业，无论目的地是中东、非洲还是拉美，都必须重新校准自己的风险底线和安全投入。等待“稳定”已不现实，重新校准风险底线才是生存之道。

越是地缘动荡，世界越需要“可信赖的供应方”，越凸显“有完整产业链、有大市场、有替代方案”的战略价值。中东格局呈现出能源命脉武器化、代理人战争常态化、区域国家选边站队、供应链重新定价的态势。这也为我们带来了显著优势——中国完整产业链与中东能源转型战略，构成了当下最强的战略契合点。

中国在中东的确定性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大疆消费级无人机全球市占率约70%。中国电建在中东光伏项目施工速度比竞争对手快约30%。华为5G 在阿联酋、沙特成功落地，展现出实质性的抗制裁能力。在工业级无人机、智慧城市、智慧港口等数字化领域，中国已成为中东国家数字化转型的优质供应商。

从上游矿产到中游零部件再到下游整车整机，中国是全球极少数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经济体。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消化冗余产能，避免单一出口市场依赖——这恰恰是德国、日本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前的脆弱之处。产业链完整性本身就是谈判筹码：中东国家需要我们，多于我们需要他们。

中东机遇真实存在，但陷阱同样真实。中东不是“躺赢”市场。选边压力、合规成本、竞争格局三大陷阱，缺乏充分准备的企业进去容易出来难。企业要清醒认识风险，才能真正把握机遇。

航运安全方面，保险费率大幅上升，军舰护航的不确定性使保险公司难以定价。当地政策变动频繁，如阿联酋外资持股限制、沙特本土化率持续收紧。文化宗教摩擦也不容忽视：斋月工期延误、商业惯例差异、伊斯兰金融合规要求等。这里的核心风险在于合规成本和运营成本的持续上升，会系统性地侵蚀表面上有吸引力的利润率。

欧美推动“友岸外包”，美国正将中东能源合作向以色列、印度、韩国倾斜。日韩企业低价竞争——现代重工已在沙特造船业低价抢单，挤压中企利润空间。同时，沙特 ARAMCO 系、阿联酋 ADNOC 系的本土供应链企业正在崛起。中东市场的窗口期是有限的，先入为主的品牌和关系壁垒一旦被竞争对手建立，后来者将付出极高代价。

这些因素都对企业出海与开放布局构成了巨大压力。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坚持高水平开放，这也契合了本次 APEC 框架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题。

中东机遇真实存在，但陷阱同样真实。中东不是“躺赢”市场。选边压力、合规成本、竞争格局三大陷阱，缺乏充分准备的企业进去容易出来难。企业要清醒认识风险，才能真正把握机遇。

从“机会主义出海”升级为“战略性布局”，需要从三个维度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存在。

• 策略一：利益捆绑——从“卖产品”到“共命运”

• 策略三：标准输出——定义“中国方案”

一是要推广新能源标准。光伏组件效率认证、充电桩接口标准——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长期的市场定义权。二是要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智慧城市管理系统、智慧港口——这类方案一旦形成系统依赖，切换成本极高，是最强的护城河。三是要建立本地人才培养机制。以鲁班工坊模式，在中东设立新能源技术培训中心——培养的本地工程师，是最有效的长期市场关系维护者。

高水平开放的核心逻辑不是“什么市场都进”，而是要“有策略地深扎”——利益捆绑、风险对冲、标准输出，三管齐下。

地缘冲突是挑战，更是中国产业链“走出去”的试金石。动荡中的确定性，才是最稀缺的竞争优势。

第一，变局是常态，不是例外。中东格局重塑不会终结，代理人冲突、霍尔木兹博弈、区域选边站队将长期存在。等待“稳定”才出海，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幻想。

第二，产业链完整性是最强护城河。越是地缘动荡，越需要有完整供应链、有替代方案的可靠伙伴。中国在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化三个领域，是中东国家最难替代的战略供应方。

第三，高水平开放需要战略定力。不是所有市场都要进，不是所有时机都合适。利益捆绑比产品销售更持久，标准输出比项目中标更有价值，本地化比远程控制更安全。

第四，主动塑造规则，而非被动适应。人民币结算、新能源标准、数字基础设施标准——谁先定义游戏规则，谁就掌握长期主动权。高水平开放的终极形态，是参与全球规则的共同制定。

在全球地缘变局中坚持高水平开放，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以中东为镜，我们看到了风险，也看到了不可替代的机遇。唯有将产业链优势转化为战略话语权，中国企业才能在动荡的世界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