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出海巴西的热潮背后，中国企业要面对哪些挑战？
6481“2024年，巴西跃升为中国在全球第三大投资目的地，如何合规地实现本地化运营，是出海巴西的中国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二战期间，流亡巴西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将这个遥远的国度形容为“未来之国”，这里承载着他对战后世界的期许。
而在当下，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巴西凭借其广阔的市场腹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正在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
巴西已经成为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巴中企业家委员会（CEBC）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对巴西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13%，总额42亿美元，使巴西跃升为中国在全球的第三大投资目的地，仅次于英国和匈牙利，在欧洲国家以外位居首位。
这种资本注入的规模效应直接转化为项目数量的激增。2024年，中国企业在巴西登记了39个大型项目，创下2006年以来的新高。
这一轮巴西出海潮之下，中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也从早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农业等传统行业，逐步扩展到制造业、科技、电商、金融服务等更多元化领域 。
据京师律所巴西圣保罗合作办公室负责人刘仁堂观察，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北美对中国企业来说不再是理想的出海目的地，很多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巴西。2024年，巴西总统卢拉访华，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2025年中企出海巴西的热度仍在攀升。
问题也随之而来。巴西的法律制度、社会环境、文化与中国有着不小差异，这也就需要中国企业做好准备，从而合规且安全地拥抱这个广阔市场，更好地实现本地化运营。
投资范围扩大，从制造业到服务业
刘仁堂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想要出海巴西的咨询，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也有很多做跨境电商的企业。整体来看，有出海巴西意愿的企业覆盖了制造业和服务业。
巴西政府在2025年5月的中巴商业研讨会上披露的信息显示，多家中国企业承诺的总投资额超过270亿雷亚尔（约合351.07亿元人民币），这些投资广泛覆盖了快递物流、快餐连锁、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多个关键领域。
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传统的电力与能源领域仍然是中国企业在巴西投资的重点，2024年共投资了约14.3亿美元，占比34%。中国车企在巴西市场的扩张是近年来中巴经贸合作最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2025年，中国品牌在巴西轻型车市场的份额已达到9.3%，年累计销量超过21.2万辆，该国成为近年来中国车企在海外最具规模和增长速度的市场之一 。例如：
比亚迪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市投资55亿雷亚尔（约合71亿元人民币），接手并改造了原福特汽车的工厂，建立了拉美地区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中心。该工厂于2025年7月正式投产，初期年产能为15万辆，未来规划将提升至30万辆 。
长城汽车在圣保罗州伊拉塞马波利斯市的工厂于2025年8月正式竣工投产，该工厂是从戴姆勒集团收购后改造升级而成的智能化生产基地。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平台和消费品牌在近几年把巴西作为重要的出海目的地。
2025年10月30日，美团旗下国际化品牌 Keeta 正式在巴西运营，并承诺在五年内投资56亿雷亚尔（约合71亿元人民币），用于建立物流基础设施和支持当地商家。
知名茶饮品牌蜜雪冰城此前宣布将在巴西投资32亿雷亚尔（约合40亿元人民币），用于开设首批门店，并承诺采购本地水果作为原材料，预计在2030年前为当地创造2.5万个就业岗位。
2023年，SHEIN 宣布在巴西投资7.5亿雷亚尔（约合9.605亿元人民币），计划在2026年底前与2000家本地制造商建立合作关系，目标是实现巴西销售额的85%来自本地生产和销售的商品。
Temu 也于2024年6月正式落地巴西，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在巴西购物 App 下载榜上登顶，超越了巴西本土购物平台美客多。
另一些互联网平台对巴西的布局更早。
2019年，快手将巴西列为国际化业务核心战略市场。自2019年以来，快手在巴西市场的累计投资已超过 70亿雷亚尔。巴西也成了快手最成功的海外市场，截至2024年11月，快手在巴西的月活跃用户（MAU）数量已超过6000万，占巴西总人口的约30%。2024年，快手在巴西正式推出了电商平台 Kwai Shop。
2018年，滴滴出行通过并购巴西本土打车应用99，开始进入巴西出行市场。截至2025年，滴滴已在巴西拥有5500万活跃用户和约70万活跃骑手。滴滴还利用其既有优势拓展巴西即时配送业务，在2019年底曾推出“99 Food”外卖。2023年，99Food 在巴西一度停止运营。2025年，滴滴重启外卖业务，加码投入本地运营和合作。9月，99宣布将对 99Food 追加至20亿雷亚尔（约合26亿元人民币）投资，到 2026年6月全面落实。截至2025年12月，99Food 已在巴西40余个城市上线。
在中国企业看来，巴西拥有巨大的增量市场。
一位熟悉巴西业务的互联网人士透露，巴西人口超2亿，是拉美最大经济体，选择巴西是考虑其具有拉美市场的“战略入口”属性。 就行业而言，这种体量的市场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位人士同时表示，巴西市场有着自己的特点，既有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也有大大小小的城镇，既有富裕人群，也有对价格敏感的用户，“和中国类似，这种市场适合测试和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他说。
税收制度挑战
中国企业在巴西运营所面临的首要且最为棘手的挑战之一，是其极其复杂且多变的税收制度。
在巴西，由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各自征税，税种繁多，法规复杂，且各州、各市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税率和规定，这给企业的税务合规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其中，联邦税包括所得税、工业产品税、进口税、出口税、金融操作税、临时金融流通税、农村土地税等；州政府税包括商品流通服务税、车辆税、遗产及馈赠税等；市政府税包括社会服务税、城市房地产税、不动产转让税等。
国家税务总局编写的《中国居民赴巴西投资税收指南》指出，对发生在一个州内的巴西国内交易和服务，适用税率由相关州府在联邦议会限定的范围内自行决定。大多数州府对国内交易采用的一般税率是17%或18%，最高税率从25%到38%不等。2023年年底，巴伊亚州、塞阿拉州、马拉尼昂州等地决定自2024年起将当地商品流通服务税税率从17%提高到19%甚至更高的水平。
多位受访者表示，巴西的企业所得税、社会贡献税、工业产品税等也都有着复杂的计算方法和申报要求。巴西的税法经常变动，新的法规、解释和判例层出不穷，不确定性很大。
企业必须精确计算并按时报税，任何差错都可能招致严厉的处罚。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蕴青坦言，巴西司法环境非常复杂，法律与法律之间不衔接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司法判例有不同的尺度和倾向。同时，执法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所以企业很多时候会遇到执法过严或滞后的情况。她举例，巴西当地的税务局常年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因此可能会有几年的时间不查税。但是一旦到企业查税，税务局就会要求企业提供过去多年的缴税凭证。如果企业没有做好资料管理，很容易被罚。而且罚金不仅包含“逃税”本身的罚金，还包括几年间按天计算的滞纳金，有可能会超过本金。
跨境电商卖家米雪此前在亚马逊巴西站经营着一家店铺，主要销售充电宝、耳机等 3C 产品。在进入巴西市场之前，她已经在东南亚、北美市场取得了不错的营收。不过在2024年底，米雪选择退出了巴西市场，主要原因是不堪极高的税负。
最开始进入巴西市场时，米雪选择使用国际小包将货品寄给客户。此前巴西执行对价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免税的政策，小包通关率很高，送达速度也很快，客户一般在15天内就可以收到商品。米雪只需要负担17%的商品和服务流通税。
自2024年8月1日起，巴西取消小包免税政策，对50美元以下的商品恢复征收20%的关税，对50美元至3000美元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可减免20美元），同时需要叠加17%的商品和服务流通税。
根据媒体估算，一件价格低于50美元的商品，最终的综合税负约为45%。
随着税率的提高，米雪只能选择涨价，随之而来的是订单量大降。小包免税政策被取消后，不少包裹在巴西需要经历漫长清关流程，客户收货周期被大大延长。
米雪曾考虑过将商品海运到巴西本土的海外仓，但是咨询后发现整个海运周期在60天-90天，回款周期过长，她最终退出了巴西市场。
多位受访跨境电商卖家的共识是，巴西市场税负高、资金占用周期长，相比其他地区，在巴西做电商是“重资产”项目，中小商家难以入局。
实际上，中国企业在巴西注册公司的第一步就可能为未来埋下隐患。
据汪蕴青介绍，巴西法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必须由拥有巴西国籍或长期居留证、在当地拥有税号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手写签字效力等同于中国的公章，而且权限很大，可以处置资产、转让股份。很多中国企业为了省钱省事，找当地合作伙伴或找低价中介担任法定代表人，容易出现法代“跑路”、非法侵占或在交接时恶意勒索的情况。
美客多卖家 Jeff 在巴西市场深耕多年，他告诉我们，中国卖家在巴西找本土法人服务商的选择非常多，几年前价格在7万-8万元人民币，近几年随着竞争加剧，服务商的价格卷到了2万-3万元。不过Jeff坦言，服务商鱼龙混杂，需要仔细甄别。卖家需要靠服务商代理记账，合作的稳定性、合规性非常重要。
劳工保护易“踩坑”
在巴西，严格遵守法定工作时间、享受带薪休假和公共假期是员工的普遍期望，任何试图侵占员工个人时间的做法都可能被视为不尊重，甚至引发法律纠纷。
2025年5月，一家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和两家人力外包供应商在巴西就因涉嫌违反当地劳动法被起诉。
汪蕴青表示，巴西在保护劳工权益方面的立法细致，劳工保护也成为中国企业在巴西“踩坑”的重灾区。由于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往往更重视刚性规定而忽视职场文化的建设，经常会导致管理层与本地员工的对立，导致员工离职后立即起诉雇主，要求高额赔偿。
例如，巴西法律规定，员工每日的工作标准时长为8小时，夜间工作（从晚上10点至次日清晨5点）的报酬为日间工资的120%，每周的总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员工每日超出8小时的工作时间为加班工时，法律规定每日加班不得超过2个小时。员工可获得相当于正常小时工资150%的加班报酬。在法定节假日工作，员工可获得相当于正常工资200%的报酬。
同时，巴西有着严格的反职业歧视法规和政策，禁止雇主基于性别、年龄、种族、公民身份、性取向、残疾、特定医疗状况或犯罪记录等个人特征在招聘录用、薪酬确定、晋升、裁员等方面对员工区别对待。
巴西最高劳动法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巴西劳动法院审理了超过400万起案件，同比增长14.3%，胜诉方总共获得约500亿雷亚尔的赔偿。
据刘仁堂观察，在巴西，劳动纠纷案件中约80%至90%的裁决结果都偏向劳动者。中国企业被处罚也大都跟劳动纠纷有关。
汪蕴青接触过不少出海巴西的中国物流企业。这些企业开始往往会选择圣保罗等沿海发达城市落地，然后慢慢覆盖全国。但是它们在拓展市场时发现，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时，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在发达地区时完全不一样。例如，发达地区的员工相对来说稳定性好、素质高，招成熟员工的难度并不大。但是在不发达地区，招聘一些基础岗位都很困难。
汪蕴青坦言，物流公司在巴西很难复制国内“当日达”“次日达”的效率。由于部分地区治安不好，经常会发生丢件的现象。此外，法律严格限制司机加班，巴西雇员对工作的态度也更放松，并不愿加班，难以做到将包裹迅速送达。很多物流公司想过不雇用巴西雇员，而是派驻大量的中国司机提高工作效率，但并不容易实施。巴西法律强制要求本地员工比例和工资总额通常不得低于三分之二，年营业额达到60万雷亚尔才能换取一个高管签证。
巴西布鲁萨斯科与科林迪律师事务所的 Flora Huang 表示，从她经手的案例来看，很多企业在进入巴西市场时，往往低估了工会的权力及其对企业运营的影响。许多企业未能提前了解本地工会的规定，导致在正式运营后，突然遭遇来自工会的罚单，或被作为被告卷入劳动诉讼。
汪蕴青提到，在巴西，员工的薪资涨幅往往由工会与行业协会集体谈判确定，谈判敲定的涨幅往往会成为整个行业必须接受的标准，这与中国企业由人力与劳动者单独谈判的方式非常不一样。
长城汽车拉美 CEO（首席执行官）张庚申举例，在巴西，企业的办公场所的人均使用面积、每千平方米容纳人数都需要符合规定，还需要满足法律对残疾人雇员比例的要求，并依法提供相应的岗位。企业管理人员禁止使用攻击性、侮辱性语言，禁止大声喧哗。上下班时间、加班安排、节假日调休等需严格遵循劳动法及地方规定。在巴西，企业招收实习生需三方协议，且通常有补助，但不是强制最低工资，实习期有上限规定，通常为两年。长城在巴西接收了一定规模的大学实习生，提供薪资并保障不少于6个月的实习期。
受访者普遍表示，中国企业必须深刻理解和适应巴西特有的职场文化，尤其是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的观念差异，否则很难适应当地人的工作风格和节奏。
刘仁堂谈起自己的经历，7月一个周五的下午，他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的合作办公室，计划在回国前与同事们做些交流。结果巴西的同事在当天下午两点就回家过周末了，能容纳两百多人的办公室只剩下两个中国人在工作。
王成2024年曾在一家建筑类中国企业担任翻译。在他的记忆中，巴西当地工人完全执行8小时工作制，从没有加班的情况。同时，巴西工人工作风格相对散漫，施工现场常常出现的情景是：两人干活，两人监督，三人围观。巴方的管理体制也比较臃肿，同一职能岗位往往会“塞进”好几个人，整体效率不高。这也就导致项目的施工进度不达预期，原本的竣工日期被拖后半年，还存在进一步延期的风险。
“沟通成本也比较高，比如我需要一份资料，如果当天他们没有给我发邮件，那大概率第二天也不会给我发了。”王成说。
Flora Huang 则认为，效率低下的原因还和巴西当地的管理体制有关。在中国，许多项目一旦一把手同意，项目就会继续推进。而在巴西，决策往往是“集体”负责制。如果某个项目的工程师或法务持反对意见，这个项目很可能就会陷入停滞，难以推进。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巴西有很多项目计划或规划，但很难真正落地。
如何规避合规风险？
在刘仁堂看来，一些企业出海巴西的想法更像是“拍脑袋”作的决策，低估了巴西社会与制度的复杂性。此前他接到过一个食品厂老板的电话，对方想去巴西投资几百万建一家零食厂，已经派几个人去巴西考察，想咨询一下巴西哪个州对华人更友好，税率比较低。但这位老板并没考虑到，在巴西建食品厂需要考虑当地对环评要求的严格程度、交通基建情况、运输成本等多种因素。
Flora Huang 表示，巴西的官僚体系复杂，行政审批流程繁琐。特别是在某些行业，行政审批通常需要依赖多个机构的授权。其中，环境许可程序尤甚，而且要求严格，每个阶段都需要满足不同的法律和技术要求，涉及的审批机构众多，周期也相对较长。因此，企业在进入巴西市场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应对这些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
在刘仁堂看来，对出海巴西的企业而言，做好有广度和深度的尽职调查非常重要。
汪蕴青则认为，在准备出海巴西时，企业一般都会做很完善的商业调查，这也是很多大中型企业的强项，却忽略了当地法律制度的复杂性。
刘仁堂分享了一个案例。几个月前，一家中资企业价值2000多万人民币的工程设备在已完成付款并投入使用的情况下，被当地银行和警方依据法院判决书现场强行扣押并拉走。原因在于，在此前的采购合同中，该企业的法务人员忽视了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尽管这家中资企业已付清货款并占有了设备，但是由于该条款的存在，设备在法律权属登记上可能仍然关联卖方，或是存在某种未解除的抵押限制。由于卖方欠银行贷款未归还，银行起诉了卖方，判决生效后，卖方声称无钱还债，于是银行锁定了这批关联的设备作为执行标的。
刘仁堂表示，巴西法律合同中存在中国企业不熟悉的权属逻辑，仅凭“付完款、拿到货”并不代表拥有绝对安全的所有权。对于讲究工期的工程项目来说，时间成本是致命的，而巴西司法诉讼周期极长，通常在2年以上。此外，当地律师之间还可能存在利益串通，利用法律程序漏洞侵占企业资产。
一位熟悉巴西业务的互联网从业者表示，中国的监管制度已较成熟，平台与地方政府的协作机制已建立。但在巴西，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法规、政府框架，这要求企业更早介入与本地政府的沟通、社区、安全规范等事项，以确保合法稳健运营。
张庚申坦言，合规经营是长城巴西在本地运营的首要准则。为了规避风险，长城汽车在巴西设置了合规委员会，作为独立部门行使一票否决权，对所有业务事项进行前置审查。此外，所有决策与行动都需要通过法务与合规部门审核，以系统性规避法律与运营风险。
布鲁萨斯科与科林迪律师事务所的巴西律师团队建议，中国企业出海巴西可聘用巴西高级管理人员，负责人力资源、政府关系、法律合规以及本地运营等方面的工作，确保巴西本地团队拥有足够的决策权和资源。同时，保持中国领导层对长期战略、技术和供应链的掌控。设立巴西–中国双语管理岗位，了解并适应巴西人特有的沟通方式，重视人际关系建设。巴西是一个重视地方文化和社交的市场，企业应在品牌传播中融入本地特色，并积极与社区和地方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