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斥资54亿美元打造造船“帝国”
129印度斥资54亿美元，搅乱了全球造船业的格局。对于本已在与亚洲船厂的竞争中苦苦挣扎的西方船厂而言，这无疑是又一次警醒，他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一现实。
今年早些时候，新德里批准了一项规模宏大的补贴计划，旨在大力推动本国造船业发展。该计划包含30亿美元的直接造船补贴以及24亿美元的船厂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将持续至2036年，甚至有可能延长至2047年——这一年份被印度视为实现成为“海上强国”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目标的关键节点。
从当前全球造船业格局来看，印度处境并不乐观，目前排名仅为第20至22位，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0.06%。每年，印度在海外航运服务上的支出高达700亿至750亿美元，而其国内船舶中仅有7%为国产。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将此次补贴计划称为印度船舶领域的“马鲁蒂时刻”，期望借此复制上世纪80年代汽车革命的成功，使印度从船舶进口依赖国转变为生产强国。
印度的目标极具野心，力争在2030年跻身全球造船业前十，到2047年进入前五。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毫不掩饰地借鉴中国2000年代初期的产业政策。彼时，中国凭借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使造船市场份额从全球14%跃升至如今的70%以上，目前主导着商用造船业，市场份额在55%至74%之间（具体比例因统计方法而异），韩国约占25%至28%，日本约占13%至17%，其他国家只能争夺剩余的少量份额。
印度的补贴方案遵循了常见的模式：对每艘船提供15-25%的需求侧补贴，以此吸引订单；对基础设施进行供给侧投资，打造世界一流的船厂；同时提供政府支持的信贷担保，以匹配中国和韩国船厂极具竞争力的出口融资条件。新德里向世界传递的信息简单直接：印度能提供与中国相当的价格和国家支持，且不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对于欧洲造船商而言，印度的这一计划无疑是沉重打击。长期以来，欧洲造船厂已逐渐从建造标准商船、散货船、油轮、集装箱船等转向邮轮、渡轮和海军舰艇等专业领域，依靠高价值的复杂工艺而非产量维持生存。
然而，全球造船市场增长缓慢，预计到2030年仅能从目前的约1600亿至1700亿美元增长至略高于2000亿美元。如此有限的市场空间，难以容纳一家获得政府补贴的大型新竞争对手。一旦印度成功新增数百万吨造船产能，并凭借国家担保展开价格竞争，欧洲船厂剩余的商业订单极有可能再次受到挤压。
不仅如此，印度的方案还包括政府支持的装运前和装运后风险保险，这正是亚洲船厂强大的出口信贷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船厂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无法与中国优惠的融资条件相抗衡，如今，他们可能将面临来自印度这一民主竞争对手的同样挑战，且在地缘政治上，欧洲难以轻易对印度进行批评。
对美国来说，印度的举动针对性尤为明显。美国商用造船业在全球的占比极低，仅占全球产量的0.1%至0.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个行业高度依赖《琼斯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内沿海航运必须使用美国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船员驾驶的船舶。几十年来，没有一家大型国际船东向美国船厂订购过大型商用船舶。
美国船厂建造船舶的成本与亚洲船厂差距巨大，同类船舶的建造费用是亚洲船厂的三到四倍，部分分析甚至认为差距高达十倍。例如，在韩国建造一艘造价5000万美元的集装箱船，在美国可能需要花费2亿到5亿美元，而且前提是能找到有能力建造的船厂。
华盛顿实际上已基本放弃了全球商业市场，近期战略重点在于维持海军舰艇的建造能力，并探索与韩国和日本造船厂的合作。2024年11月，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访问韩国，讨论技术转让和造船合作。韩华海洋收购费城造船厂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在造船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造船业正越来越依赖外国投资。
印度作为获得补贴、以出口为导向的竞争对手的崛起，使得美印在造船业的差距愈发凸显。如果货主能够在印度以接近亚洲的价格订购现代化船舶，且无需承担中国制造可能带来的所谓“风险”，那么重新审视《琼斯法案》中关于船舶必须在美国建造的要求所面临的压力将不断增大。批评人士认为，该要求推高了国内航运成本，降低了美国航运业的竞争力。
不过，印度的这一推动也并非全是威胁，同时也创造了机遇。随着西方各国政府推行“友好回流”政策，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印度船厂可能在海军维修、改装和辅助舰艇联合生产方面更具吸引力。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双边协议，美印等国防务关系不断深化，美国和欧洲的造船企业可能会寻求与印度开展合资企业，以设计专长换取印度低成本的制造服务。
从根本上看，关键问题在于造船业是否仍具有战略意义。美国和欧洲近期都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维持国内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电池产能，认为这些产业至关重要，不容外包。印度则押注造船业也应属于此类，其战略重要性堪比芯片或电池。
如果印度成功确立自己作为世界造船业“第四大支柱”的地位，西方各国政府将面临艰难选择：要么接受其海事工业基础的进一步衰落，要么承诺提供持续的支持以保持竞争力。
印度此次54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表明，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产业政策正重新回归，自由市场正统观念或许已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在造船业的积极布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造船业需继续保持技术领先、提升产业竞争力，巩固自身在全球造船业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可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态，寻求合作机会，共同推动全球造船业的健康发展。
印度斥资54亿美元，搅乱了全球造船业的格局。对于本已在与亚洲船厂的竞争中苦苦挣扎的西方船厂而言，这无疑是又一次警醒，他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一现实。
今年早些时候，新德里批准了一项规模宏大的补贴计划，旨在大力推动本国造船业发展。该计划包含30亿美元的直接造船补贴以及24亿美元的船厂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将持续至2036年，甚至有可能延长至2047年——这一年份被印度视为实现成为“海上强国”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目标的关键节点。
从当前全球造船业格局来看，印度处境并不乐观，目前排名仅为第20至22位，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0.06%。每年，印度在海外航运服务上的支出高达700亿至750亿美元，而其国内船舶中仅有7%为国产。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将此次补贴计划称为印度船舶领域的“马鲁蒂时刻”，期望借此复制上世纪80年代汽车革命的成功，使印度从船舶进口依赖国转变为生产强国。
印度的目标极具野心，力争在2030年跻身全球造船业前十，到2047年进入前五。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毫不掩饰地借鉴中国2000年代初期的产业政策。彼时，中国凭借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使造船市场份额从全球14%跃升至如今的70%以上，目前主导着商用造船业，市场份额在55%至74%之间（具体比例因统计方法而异），韩国约占25%至28%，日本约占13%至17%，其他国家只能争夺剩余的少量份额。
印度的补贴方案遵循了常见的模式：对每艘船提供15-25%的需求侧补贴，以此吸引订单；对基础设施进行供给侧投资，打造世界一流的船厂；同时提供政府支持的信贷担保，以匹配中国和韩国船厂极具竞争力的出口融资条件。新德里向世界传递的信息简单直接：印度能提供与中国相当的价格和国家支持，且不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对于欧洲造船商而言，印度的这一计划无疑是沉重打击。长期以来，欧洲造船厂已逐渐从建造标准商船、散货船、油轮、集装箱船等转向邮轮、渡轮和海军舰艇等专业领域，依靠高价值的复杂工艺而非产量维持生存。
然而，全球造船市场增长缓慢，预计到2030年仅能从目前的约1600亿至1700亿美元增长至略高于2000亿美元。如此有限的市场空间，难以容纳一家获得政府补贴的大型新竞争对手。一旦印度成功新增数百万吨造船产能，并凭借国家担保展开价格竞争，欧洲船厂剩余的商业订单极有可能再次受到挤压。
不仅如此，印度的方案还包括政府支持的装运前和装运后风险保险，这正是亚洲船厂强大的出口信贷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船厂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无法与中国优惠的融资条件相抗衡，如今，他们可能将面临来自印度这一民主竞争对手的同样挑战，且在地缘政治上，欧洲难以轻易对印度进行批评。
对美国来说，印度的举动针对性尤为明显。美国商用造船业在全球的占比极低，仅占全球产量的0.1%至0.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个行业高度依赖《琼斯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内沿海航运必须使用美国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船员驾驶的船舶。几十年来，没有一家大型国际船东向美国船厂订购过大型商用船舶。
美国船厂建造船舶的成本与亚洲船厂差距巨大，同类船舶的建造费用是亚洲船厂的三到四倍，部分分析甚至认为差距高达十倍。例如，在韩国建造一艘造价5000万美元的集装箱船，在美国可能需要花费2亿到5亿美元，而且前提是能找到有能力建造的船厂。
华盛顿实际上已基本放弃了全球商业市场，近期战略重点在于维持海军舰艇的建造能力，并探索与韩国和日本造船厂的合作。2024年11月，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访问韩国，讨论技术转让和造船合作。韩华海洋收购费城造船厂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在造船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造船业正越来越依赖外国投资。
印度作为获得补贴、以出口为导向的竞争对手的崛起，使得美印在造船业的差距愈发凸显。如果货主能够在印度以接近亚洲的价格订购现代化船舶，且无需承担中国制造可能带来的所谓“风险”，那么重新审视《琼斯法案》中关于船舶必须在美国建造的要求所面临的压力将不断增大。批评人士认为，该要求推高了国内航运成本，降低了美国航运业的竞争力。
不过，印度的这一推动也并非全是威胁，同时也创造了机遇。随着西方各国政府推行“友好回流”政策，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印度船厂可能在海军维修、改装和辅助舰艇联合生产方面更具吸引力。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双边协议，美印等国防务关系不断深化，美国和欧洲的造船企业可能会寻求与印度开展合资企业，以设计专长换取印度低成本的制造服务。
从根本上看，关键问题在于造船业是否仍具有战略意义。美国和欧洲近期都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维持国内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电池产能，认为这些产业至关重要，不容外包。印度则押注造船业也应属于此类，其战略重要性堪比芯片或电池。
如果印度成功确立自己作为世界造船业“第四大支柱”的地位，西方各国政府将面临艰难选择：要么接受其海事工业基础的进一步衰落，要么承诺提供持续的支持以保持竞争力。
印度此次54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表明，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产业政策正重新回归，自由市场正统观念或许已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在造船业的积极布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造船业需继续保持技术领先、提升产业竞争力，巩固自身在全球造船业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可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态，寻求合作机会，共同推动全球造船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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