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中美G2格局下中等国家的“技术主权”困境：要技术还是要主权？

6月3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这份包含《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2.0》在内的政策文件，被外国媒体概括为“摆脱对美国数字公司和中国芯片的依赖，转而采用欧洲本土的替代方案”。

对此，欧盟委员会明确指出：“欧盟正站在一个决定性时刻，需要宣示其技术主权，并在全球地缘经济力量竞赛中重新夺回自己的位置。”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像欧盟这样的中等力量在中美 AI 竞争 G2 格局下充满焦虑并努力想维护技术主权的真实写照。

客观地说，AI 竞争的 G2 格局已基本确定。中等国家纷纷将技术主权作为国家战略——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4日刚刚公布的“全民人工智能”战略，涉及数十亿加元的多项投入，来构建本土 AI 产业生态；日本、韩国、印度也都在各自的国家 AI 战略中反复强调“主权”和“自主”。

但现实来看，中等国家争取技术主权遇到了极大的困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中等国家能怎么做？或者说，有没有选择权？面对中等国家的困境，中国又如何把握住中国 AI 国际化的窗口机遇？

在国际关系学界，“中等国家”（middle power）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传统定义往往基于经济体量（GDP 排名）、人口规模、军事能力等综合指标。但在 AI 时代，这个定义需要被重新审视。

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在当下的 AI 竞争格局中，除了中美两国，已经没有第三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这不是贬低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而是在 AI 这个未来的基础设施领域，中美之间与其他国家之间已经拉开了代际性的差距。

在这个新的定义下，中等国家也屈指可数。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传统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与技术联盟）、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第二类是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这个名单并不长，但却囊括了除中美之外，全球 AI 市场最重要的玩家。

中等国家的 AI 能力：技术不够，产业链更不够

这些国家在 AI 革命下，技术和产业能力处于什么状态？分类来看：

欧洲拥有世界一流的 AI 研究机构，也诞生过 DeepMind（后被谷歌收购）这样的 AI 先驱企业。但问题在于，欧洲没有一家能与 OpenAI、谷歌、字节、阿里相提并论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形成完整的 AI 产业链。

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类似。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精密制造上有优势，韩国在存储芯片和显示面板上有领先地位，但在 AI 大模型、云计算、算力基础设施等核心环节，两国都高度依赖美国技术。

加拿大虽然是 AI 研究的发源地之一，但其 AI 产业长期面临“研究在加拿大、产业在美国”的尴尬。

印度、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的情况更为复杂。它们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需求，也有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但在 AI 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上，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

印度虽然是全球 IT 服务外包中心，但在 AI 核心技术上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印度政府推动的“数字印度”战略，底层技术架构基本来自谷歌、微软、亚马逊。

沙特和阿联酋则是另一种模式——用资本购买技术。沙特主权基金投资了大量美国 AI 公司，阿联酋的“G42”试图建立中东的 AI 中心，但核心技术仍然依赖外部供应。

总的来说，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些中等国家，无论是在技术能力上还是在产业链、供应链上，都不具备足够的自主能力，都必须依靠美国。

虽然这些国家在能力上都不足，但面对 AI 这场颠覆性革命，它们都不甘于成为中美的附庸。互联网革命的教训历历在目——欧盟目前没有一家互联网领域的巨头，并不是因为从来就没出现过，而是出现了之后，最终又被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收购和打压至消失。

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一致的：既要技术，又要主权。

因为它们都希望在 AI 革命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都在努力投资 AI，努力培养本国的冠军企业。与此同时，它们又不得不大量使用美国的技术。所以它们同步也在纠结：如何在利用美国技术的同时，保持国家的主权、技术的主权？欧盟为此推出了一系列法规来确保主权，试图通过监管的方式守住“最后防线”。

但这个“既要又要”的战略，真的能实现吗？

这些中等国家的一个共同属性不能被忽视：它们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传统或新兴盟友，大多对中国有天然的抵触和恐惧。原因复杂——政治体制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地缘竞争、经济利益冲突——但结果是清晰的：在中美之间，它们的选择空间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窄。下面分两类来看：

美国传统盟友：技术来了，主权丢了

对于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等美国传统盟友而言，美国对它们的影响甚至控制，绝不仅仅在技术和经济领域。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这些国家被美国渗透极深。北约体系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国防安全与美国深度绑定；日本和韩国的驻军，都让这些国家在关键决策上难以完全独立于华盛顿。客观地说，这些国家本质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它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与美国进行技术脱钩，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自己的技术主权。

可以说，这些国家只能选美国，特别是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当下。

而选择了美国，确实拥有了美国在 AI 领域全产业链的技术供给和合作——OpenAI 的 API 接口、微软的 Azure 云平台、英伟达的 GPU、谷歌的 TensorFlow 框架。美国科技巨头对当地的投资和市场渗透，看似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先进技术。

但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正如互联网时期一样，美国的科技巨头会想方设法收购和打压当地崛起的科技企业。Skype（北欧）被微软收购，DeepMind（英国）被谷歌收购，Arm（英国）被软银收购后又差点被英伟达收购。每一次收购背后，都是欧洲技术主权的又一次丧失。

欧盟时不时对美国科技巨头开出上亿欧元的罚单，但这改变不了根本格局——谷歌、亚马逊、微软仍然垄断着欧洲的云计算市场，Meta 和 TikTok 仍然主导着社交媒体。罚款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跟科技巨头对欧洲市场的垄断收益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可以说：虽然有了技术，有了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但主权是不可能维护住的。通过监管来保护主权，从互联网时代的经验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对于印度、沙特、巴西、印尼等盟友关系没有那么长期和稳固的国家而言，情况更为复杂。

它们的政治经济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但总的来说都保持着一定的独立自主姿态。这些国家本质上都希望在中美大国博弈中保持某种中立和独立，并从两国身上获得最大利益。这显然是最理性也最应该的态度。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都是亲美的。不管是自己还是下一代，大多在美国接受精英教育，天然认可和拥戴美国的制度和经济形态。因此，这些国家似乎不是只能选美国，但大概率只会选美国，或者说，选美国对它们来说是更安全、更政治正确、更符合价值观的选择。

但与美国更紧密的传统盟友相比，这些新兴盟友面临的困境更严峻：

一方面，技术承接能力有限，数字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即便美国把最先进的 AI 技术给到它们，它们也很难较好地实现本地化应用。印度虽然有庞大的IT产业，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薄弱；印尼、巴西的数字基础设施仍在建设期，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的密度远低于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正处于建设期，很难像欧盟一样通过法规来一定程度地维持主权。欧盟至少有《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DMA）、《数字服务法》（DSA）等成体系的监管工具，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数字治理框架还在草创阶段，监管能力严重不足。

对它们来说：选了美国，结果是表面有了技术，但实际上是没有的，主权更无从谈起。

美国的限制乃至阻拦不一定是显性的，往往通过多种渠道隐性施压。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曾明确警告全球厂商，如果在产品或服务中使用华为的昇腾 AI 芯片，相关负责人最高可能面临20年监禁。这种赤裸裸的威慑，让任何一个想要使用中国技术的国家或企业都不得不三思而行。

这种封锁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政治军事层面——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甚至专门召开闭门会议，商讨 AI 和 6G 通信标准，以“对抗中国在全球电信领域的影响力”。当一个国家的安全体系与美国深度绑定，当军事同盟关系决定了政治决策空间，选择中国技术就意味着挑战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是大多数中等国家政治精英不敢承受的代价。

这些国家直到今天对中国的技术能力仍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

OpenAI、Anthropic、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联手炒作中国 AI 利用“对抗性蒸馏”“窃取”美国模型能力——这种叙事的本质并非技术维权，而是通过话语权构建来矮化中国 AI 的独立性。这套叙事在中等国家的政治精英中有着相当的市场：中国大模型不过是美国技术的“平替”，本质上是依赖蒸馏而非自主创新。

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到，国内舆论中对中国 AI 技术能力的认知存在某种程度的放大效应——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自信，但我们不能天然地认为我们的认知就是世界的认知。

在那些长期以美国为技术灯塔、深受美国全方位影响的中等国家，其政治精英的底层认知仍然是：中国的技术是次一级的、是依附性的、是不可信任的。这种认知使得他们不会选择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选了也得不到真正有竞争力的技术。

这些国家政治精英对中国最大的偏见，不是技术能力，而是政治信任。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真正市场化运作的企业，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影响甚至主导，因此不相信中国技术没有预留“后门”。

TikTok 的案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TikTok 为了在美国市场生存，耗费巨资建立了“德克萨斯项目”（Project Texas），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甲骨文服务器，开放源代码审计，允许美国政府人员驻场检查。即便如此，美国国会仍然不相信没有后门，最终推动了强制剥离或封禁的立法。

这个逻辑延伸到 AI 领域：哪怕中国完全开源，哪怕代码经过第三方审计，哪怕在当地本地化部署——只要这项技术的根源是中国，就会被贴上“潜在后门”的标签。在它们看来，即便拥有了名义上自主的 AI 能力，也是被留了后门的自主技术，仍然是没有主权的。

总的来说，它们不选中国，既是因为美国影响下的“不敢”，也是因为政治偏见下的“不会”。不管是不敢还是不会，做出决策的都是深受美国教育、价值观和利益体系浸染的政治精英。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代际性的，非常非常难被改变。除非是大到他们无法拒绝的利益——而且是与他们的利益集团甚至家族紧密相关的具体利益。

要理解中国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必须清楚中等国家在中美 AI 竞争中的战略地位。

中等国家是 AI 在全球尺度竞争的关键——是中美 AI 竞争争夺的核心市场。原因是双重的：

一方面，中等国家是除中美之外，AI 技术和应用成长性最大的市场。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有需要，也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但无论是消费能力还是数字基础设施，都不足以支撑 AI 的规模化应用。而中等国家——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沙特——恰恰处于“有需求、有能力承接、有付费意愿”的核心区间。

另一方面，在 AI 技术和应用快速市场化的初期，抢占这些核心市场，不仅对这些市场会形成某种程度的锁定效应，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的新兴市场会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今天在欧洲、日本、韩国市场建立的 AI 生态地位，将成为明天在非洲、中亚、东南亚市场渗透的最强背书。

在明确了中等国家的战略价值之后，有必要校准一下我们的目标预期。

客观地说，现阶段的中国还不具备让中等国家抛弃美国、全面转向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全球影响力。试图在短期内实现这个目标，既不现实，也会适得其反——反而会给中等国家的反华力量提供“中国试图替代美国主导地位”的政治叙事素材。

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让中等国家不选边——选了美国的技术，同时不排斥中国的解决方案。在 AI 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不同应用场景，让中国的企业、技术、解决方案成为这些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主导，而是不可缺少。

这个目标，看起来比“让它们选中国”低调，但实现起来同样有效——而且可持续。

在明确了重要性和目标之后，关键是确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且能尽快发挥效果的行动方案。

为什么强调“尽快发挥效果”？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并不长。虽然现阶段只能进行粗略的预估，但这个机会窗口不会超过两年——大致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特朗普的去监管政策会最大化 AI 的扩张速度，一旦美国 AI 模型技术趋于成熟、产业链趋于完善、市场占有趋于垄断，中国 AI 的全球化空间就会急剧收窄。

既要可行，又要快，这两个要求已经说明：这个行动必须以商业和市场化逻辑展开，而非政治逻辑。我们需要的绝不是一个由政府主导、旗帜鲜明的战略框架，因为这往往会触发中等国家的政治警觉和美国的强力抵制。

市场化的核心逻辑是“利诱”——给中等国家难以拒绝的高性价比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体系。AI 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一套完整的基础设施体系——覆盖上游的电力解决方案、芯片和算力平台、大模型体系、终端应用，以及数据治理框架。这绝不是一个企业能够独立提供的，因此我们的“利诱”也绝不能是单一企业的单一产品，而应该是由 AI 全链条企业群为主体、以上下游产品融合为抓手、在地化发展的综合 AI 解决方案。

这里有两个关键维度需要特别强调：

第一，企业群而非单一企业。这个企业群不只是指国内的企业，也包括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国外企业。就在6月1日，英伟达在 GTC Taipei 大会上正式宣布与宇树科技、新加坡 Sharpa 公司联合推出 NVIDIA Isaac GR00T 参考人形机器人平台（H2+）——这个案例堪称完美：宇树提供机器人本体（中国制造），Sharpa 提供灵巧手（新加坡研发），英伟达提供 Isaac GR00T AI 平台（美国算力+模型平台），三方联合构成一套初期面向科研机构的完整解决方案。这种跨国企业群的协同模式，不仅降低了政治敏感度（不是纯中国产品），也提供了远超任何单一来源的完整解决方案能力。

第二，性价比加在地化。在全链条中，针对各地的比较优势，将可以在地化发展、可以与当地经济产业融合的部分充分嵌入。这既是真正的“利诱”——给当地带来就业、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也是最有效的政治防御：当一套中国主导的 AI 解决方案已经与当地产业链深度融合，产生了大量本地就业和经济产出，任何政府试图排除它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政治经济代价。

诚然，方向似乎是清晰的，但实施却是困难的。困难不在于技术，也不在于产品，而在于企业的信心与安全感。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不是直接下场，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好政策引导和服务支持——站在企业身后，让出海企业保持足够的长期安全感。这听起来容易，实则极难做到。对于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在国内最需要的不是补贴，不是资源，而是“确定性”：知道政策不会朝令夕改，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会被支持而非干扰，知道即便遭遇海外政治风险也有国内制度的背书。这份确定性和信任，才是出海企业真正稀缺的战略资源。

6月3日，欧盟公布技术主权方案；6月4日，加拿大发布 AI 战略；同一周，日本、韩国、印度都在各自的场合重申了“技术自主”的战略意图。中等国家的焦虑是真实的，它们对技术主权的渴望也是真实的。

但在中美 AI 竞争 G2 格局已经确立的今天，技术主权对中等国家而言，已经从战略目标演变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觉。选了美国，有了技术，但主权在美国的软硬兼施下慢慢流失；不选中国，既有美国施压下的“不敢”，也有政治偏见下的“不会”。两条路，都通向同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恰恰是中国的机遇。

中国需要的不是高举旗帜的“AI 全球化倡议”，不是政府主导的“数字丝绸之路2.0”，而是以市场为主体、以性价比为武器、以在地化为战术的企业群协同推进。利诱，不是贬义词。利诱的本质，是给中等国家一个真实的、划算的、政治风险可控的选项——不是要它们背叛美国，而是让它们在选了美国之后，同时也离不开中国。

窗口只有两年，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