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市的东南亚出行平台，被投资人告了

当然，有牌照和真正有市场存在感是两回事。Grab还是绝对的老大，Tada这些年也逐渐做出了自己的位置；康福德高的Zig产品体验做得不怎么样，不过公司自己有大量出租车供给，基本盘还在。Gojek也一直没有退出。

剩下几家，很多新加坡消费者可能根本就没下载过App - 其中一家就是Ryde。

Ryde成立于2014年，最早做顺风车，后来才逐渐扩展到网约车、网约的士和同城配送。创始人邹俊明算是很典型的新加坡精英履历：莱佛士书院毕业，拿过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在LSE和MIT读书，之后服役于海军，又自费去哈佛读MBA。离开军队后，他做过投资，也担任过家族办公室首席投资官，之后出来创业。

邹俊明后来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自己在服役期间就想到拼车这件事 - 每天一个人往返海军基地，车上几个座位长期空着。只是当时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直到Uber、Grab这一代平台出现，他才觉得时机到了。（幸亏这个故事不是大雨中打不到车）。

Ryde就这么做了十年。2024年3月，公司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每股4美元发行300万股，总共募资1200万美元，也成为Grab之后第二家在美国上市的新加坡网约车公司。

当时这还是一个挺标准的创业励志故事。

不过现在，Ryde同时面对两场官司。其中更吸引眼球的一起，发生在美国。

今年9月10日，一名叫Shari Weiss的美国散户投资者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发起集体诉讼，针对的是2024年3月6日至9月11日期间购买Ryde股票的一批投资者。原告直接指控Ryde参与、协助或者促成了一场pump-and-dump，也就是通常说的“拉高出货”。

Ryde上市时的发行价是4美元。到了2024年9月11日，股价盘中一度冲到22.49美元，而按照原告的说法，当时公司的业务和基本面并没有出现足以解释这一轮上涨的变化。

原告Weiss自己也是在这段时间进去的。她在9月9日至11日之间买了大约1.9万股Ryde，前后投入接近40万美元。诉状称，她最早是在Facebook上看到投资广告，随后被拉进WhatsApp群组，有人在里面以投资顾问的身份鼓励她大量买入Ryde，并声称股票会继续上涨。原告认为，这些社交媒体和投资群组中的宣传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人有组织地制造买盘，推高Ryde的股价，而公司参与、帮助或者纵容了这个过程。

2024年9月11日，Ryde股价随后突然崩盘，从盘中22美元以上迅速跌到5美元左右。

当然，这些目前都只是原告的指控，法院还没有认定Ryde参与操纵股价。Ryde也已经表示会聘请律师积极抗辩。

如果只有这一场官司，那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股小盘股故事。但Ryde现在面对的另一场诉讼把问题带到了公司内部。

今年7月，Ryde的大股东Octava Fund向开曼群岛法院提交申请，要求Ryde以合理价格买回它手中的690万股股份；如果问题无法解决，Octava甚至把清盘列为了备选请求。

Octava和Ryde的关系很深。根据Octava提交的材料，2019年前后Ryde一度资金非常紧张，甚至难以正常支付工资。Octava后来接手Nomad X的股份，并在2020年成为Ryde的大股东。作为一个陪公司走过早期困难阶段的老股东，现在Octava对法院说，它已经“完全失去信任”，认为自己后来逐渐被排除在重要管理决策之外，而创始人邹俊明对公司的控制权则不断增强。

控制权不断增强还是超级投票权的问题。2025年2月，Ryde向邹俊明发行300万股B类股份。这种股份每股拥有10票，而普通A类股每股只有一票。按照Octava的计算，这次发行以后，邹俊明的投票权从42.7%增加到58.7%，Octava则从39.8%下降到23%。

之后Ryde又设计了一套和收入、融资等指标挂钩的B类股奖励机制。Octava在诉状中特别举了一个例子：2025年上半年Ryde收入增加约110万美元，邹俊明因此获得了200万B类股，当时价值约100万美元 - 这笔账算的是，公司每增加1美元收入，其中大约94美分又以股份薪酬的形式进入了费用。

对于Octava方面的指控，法院目前同样没有作出判断。Ryde则表示相关程序还处于早期阶段，董事会仍然正常控制公司，公司的日常运营没有受到影响。

Ryde的运营业务其实还在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同比增长38%至380万新币，调整后EBITDA亏损也从180万新币收窄至100万新币。只是上市以后，Ryde的故事已经不再是新加坡小平台在区域巨头旁边求生存这么简单了。

2024年IPO时，公司一共只募了1200万美元；2025年10月，它又以每股0.30美元发行3330万股，融资约1000万美元。上市以来，公司内部创始人和大股东出现裂痕，而二级市场又经历了一轮极端的股价波动。

Ryde现在面对的两套问题，一套来自业务：在Grab、Tada以及越来越多新玩家存在的情况下，一家规模不大的出行平台还能不能继续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套，则是上市以后才暴露出来的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问题。

后者现在看起来，可能比前者还要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