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监管约谈后，印度即时零售平台放弃“10分钟送达“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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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印度最大的即时零售平台Blinkit把App上“10分钟送达”的保证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10000+种商品送货上门”。
原因印度劳工部最近约谈了本国几家主流即时零售平台，讨论配送时效以及零工劳动者所承受的压力。劳工部要求即时零售公司停止在宣传语中使用“10分钟送达”。另外两家排名前三的即时零售平台Swiggy（Instamart）和Zepto预计也将停止使用该表述。
上个月12月25日和31日，印度全国范围内的零工劳动者罢工再次将焦点拉回到配送员的安全、收入和工作条件问题上。国会议员Raghav Chadha在12月31日会见了配送员，并呼吁禁止“10分钟送达”，并对基于App的配送平台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他表示，极限配送时效往往会在一线造成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如果只把这当成一则劳工监管新闻，很容易低估它的意义。但如果把它放进印度即时零售的发展阶段里看，这更像是一次提前发生的结构性校正。尤其是对熟悉中国即时零售演进路径的朋友来说，这个信号并不陌生。
墨腾探访项目今年也带了多位印度主流平台的CEO、高管来中国，与国内业内相关人士深入交流，对双方市场的差异我们也比较了解。
过去两年，印度资本市场对即时零售的热情被迅速点燃。Blinkit的控股实体Eternal（旗下还有外卖平台Zomato）的市值目前达到了289亿美元，去年十月的市值高点接近美团市值的一半。但如果真正把视角从资本市场拉回到业务规模，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错位：
从外卖看，Zomato的日订单量预计不超过300万单，不到美团的三十分之一；而Blinkit所代表的即时零售业务，虽然GMV和单量已经超过外卖，但整体仍处在一个“快速铺设、尚未充分验证”的阶段。换句话说，估值已经在按“基础设施级平台”定价，但业务本身还没完全跑到那个位置。
从模式上看，印度的即时零售目前基本只有一种形态：平台自建前置仓，而且多是体量不小的大仓。有些前置仓的SKU数量已经超过3万个，是美团闪电仓的数倍，甚至覆盖手表、香烟等品类（印度不能在线销售酒类）。不过，也一直有分析师质疑，这种高度依赖平台自建前置仓的模式，市场天花板究竟有多高。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差异：印度即时零售的生长土壤，和中国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在中国，即时零售的爆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建立在高度成熟和高度竞争的零售与配送基础设施之上：长期积累的外卖单量带来了极高的履约密度，算法、调度和人效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迭代，而平台自营、加盟与商家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不断摊薄边际成本的结构。在这样的体系中，“快”更多是一种系统自然涌现的结果。
而印度的情况几乎相反。印度至今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零售体系，现代零售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不到7%。在这种背景下，前置仓、即时配送、自营库存并不是对既有零售体系的“效率升级”，而更像是在尝试用平台的方式，重新组织零售本身。
这也决定了印度即时零售呈现出一种明显不同的结构特征：高度重资产、对前置仓效率的强依赖、履约密度明显不足，以及供应链和冷链能力仍在补课阶段。从成本结构看，它更接近叮咚买菜或者朴朴超市的早期，而不是今天已经高度成熟的美团（或者淘宝）闪购。
在这样的结构下，“10 分钟送达”并不是系统能力成熟后的自然表达，而更像是被提前推到台前的一种承诺。
理解这一点，是看懂“10 分钟送达”为什么会成为监管切入点的关键。
在墨腾探访项目中对比中国和印度即时零售模式时 - 印度的朋友都对中国没有一家主流平台或者线上生鲜超市承诺10分钟送达表示惊讶。“不是说中国的模式更加先进么？”
答案恰恰在于效率结构的差异。在中国，外卖和即时零售骑手可以同时配送4–5单，部分经验丰富的众包骑手甚至能同时携带十多单，拼好饭的骑手能做得更多；而在印度，骑手平均一个小时送不到两单。
在单量和收入本就有限的情况下，“10 分钟送达”的服务承诺，自然更容易引发骑手端的不满。
这也是监管真正关心的问题所在。
印度劳工部门的介入，并不是要否定即时零售，也不是要否定速度本身。它真正切断的，是把极限时效作为对用户的公开承诺。因为在低密度、重资产的结构下，这样的承诺并不能被系统稳定吸收，压力最终必然集中到配送员个体身上。
监管并不反对效率，而是反对把效率目标“硬编码”为个体的不可协商责任。因此，目前选择了一种相对温和、但信号非常清晰的方式：不罚平台、不改算法，只要求不要再用“10分钟送达”作为品牌标签。
平台的回应，同样暴露了它所处的阶段。Eternal CEO Deepinder Goyal用平均配送距离、平均骑行时间，以及零工工作天数分布等数据，来证明系统并不存在普遍超速的问题。从数据层面看，这些说法并非站不住脚。
但问题并不在单点数据，而在结构本身：当一个模式还没有被系统能力完全托住时，极限承诺本身就是风险来源。也正因为如此，平台最终选择的是撤下口号，而不是与监管正面博弈。
从这个角度看，“10分钟送达”的退场，并不意味着印度即时零售开始降速。它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信号：行业正在从“用叙事推动扩张”，转向“让结构跟上想象”。
随着Blinkit、Zepto、Swiggy、Zomato，以及Flipkart Minutes、Amazon Now等玩家持续铺设前置仓网络，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即时零售能不能跑，而是它在多大范围内成立、是否只适用于高密度富人区，以及传统零售巨头（例如Reliance）是否会全面入场。
对熟悉中国即时零售的人来说，这一幕并不陌生。
在12月31日零工罢工之后，Deepinder Goyal在社交媒体上表示Zomato和Blinkit通过45万名配送员，为630万名用户完成了超过750万笔订单，并称每分钟订单量创下公司历史新高。
上周，印度最大的即时零售平台Blinkit把App上“10分钟送达”的保证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10000+种商品送货上门”。
原因印度劳工部最近约谈了本国几家主流即时零售平台，讨论配送时效以及零工劳动者所承受的压力。劳工部要求即时零售公司停止在宣传语中使用“10分钟送达”。另外两家排名前三的即时零售平台Swiggy（Instamart）和Zepto预计也将停止使用该表述。
上个月12月25日和31日，印度全国范围内的零工劳动者罢工再次将焦点拉回到配送员的安全、收入和工作条件问题上。国会议员Raghav Chadha在12月31日会见了配送员，并呼吁禁止“10分钟送达”，并对基于App的配送平台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他表示，极限配送时效往往会在一线造成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如果只把这当成一则劳工监管新闻，很容易低估它的意义。但如果把它放进印度即时零售的发展阶段里看，这更像是一次提前发生的结构性校正。尤其是对熟悉中国即时零售演进路径的朋友来说，这个信号并不陌生。
墨腾探访项目今年也带了多位印度主流平台的CEO、高管来中国，与国内业内相关人士深入交流，对双方市场的差异我们也比较了解。
过去两年，印度资本市场对即时零售的热情被迅速点燃。Blinkit的控股实体Eternal（旗下还有外卖平台Zomato）的市值目前达到了289亿美元，去年十月的市值高点接近美团市值的一半。但如果真正把视角从资本市场拉回到业务规模，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错位：
从外卖看，Zomato的日订单量预计不超过300万单，不到美团的三十分之一；而Blinkit所代表的即时零售业务，虽然GMV和单量已经超过外卖，但整体仍处在一个“快速铺设、尚未充分验证”的阶段。换句话说，估值已经在按“基础设施级平台”定价，但业务本身还没完全跑到那个位置。
从模式上看，印度的即时零售目前基本只有一种形态：平台自建前置仓，而且多是体量不小的大仓。有些前置仓的SKU数量已经超过3万个，是美团闪电仓的数倍，甚至覆盖手表、香烟等品类（印度不能在线销售酒类）。不过，也一直有分析师质疑，这种高度依赖平台自建前置仓的模式，市场天花板究竟有多高。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差异：印度即时零售的生长土壤，和中国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在中国，即时零售的爆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建立在高度成熟和高度竞争的零售与配送基础设施之上：长期积累的外卖单量带来了极高的履约密度，算法、调度和人效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迭代，而平台自营、加盟与商家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不断摊薄边际成本的结构。在这样的体系中，“快”更多是一种系统自然涌现的结果。
而印度的情况几乎相反。印度至今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零售体系，现代零售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不到7%。在这种背景下，前置仓、即时配送、自营库存并不是对既有零售体系的“效率升级”，而更像是在尝试用平台的方式，重新组织零售本身。
这也决定了印度即时零售呈现出一种明显不同的结构特征：高度重资产、对前置仓效率的强依赖、履约密度明显不足，以及供应链和冷链能力仍在补课阶段。从成本结构看，它更接近叮咚买菜或者朴朴超市的早期，而不是今天已经高度成熟的美团（或者淘宝）闪购。
在这样的结构下，“10 分钟送达”并不是系统能力成熟后的自然表达，而更像是被提前推到台前的一种承诺。
理解这一点，是看懂“10 分钟送达”为什么会成为监管切入点的关键。
在墨腾探访项目中对比中国和印度即时零售模式时 - 印度的朋友都对中国没有一家主流平台或者线上生鲜超市承诺10分钟送达表示惊讶。“不是说中国的模式更加先进么？”
答案恰恰在于效率结构的差异。在中国，外卖和即时零售骑手可以同时配送4–5单，部分经验丰富的众包骑手甚至能同时携带十多单，拼好饭的骑手能做得更多；而在印度，骑手平均一个小时送不到两单。
在单量和收入本就有限的情况下，“10 分钟送达”的服务承诺，自然更容易引发骑手端的不满。
这也是监管真正关心的问题所在。
印度劳工部门的介入，并不是要否定即时零售，也不是要否定速度本身。它真正切断的，是把极限时效作为对用户的公开承诺。因为在低密度、重资产的结构下，这样的承诺并不能被系统稳定吸收，压力最终必然集中到配送员个体身上。
监管并不反对效率，而是反对把效率目标“硬编码”为个体的不可协商责任。因此，目前选择了一种相对温和、但信号非常清晰的方式：不罚平台、不改算法，只要求不要再用“10分钟送达”作为品牌标签。
平台的回应，同样暴露了它所处的阶段。Eternal CEO Deepinder Goyal用平均配送距离、平均骑行时间，以及零工工作天数分布等数据，来证明系统并不存在普遍超速的问题。从数据层面看，这些说法并非站不住脚。
但问题并不在单点数据，而在结构本身：当一个模式还没有被系统能力完全托住时，极限承诺本身就是风险来源。也正因为如此，平台最终选择的是撤下口号，而不是与监管正面博弈。
从这个角度看，“10分钟送达”的退场，并不意味着印度即时零售开始降速。它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信号：行业正在从“用叙事推动扩张”，转向“让结构跟上想象”。
随着Blinkit、Zepto、Swiggy、Zomato，以及Flipkart Minutes、Amazon Now等玩家持续铺设前置仓网络，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即时零售能不能跑，而是它在多大范围内成立、是否只适用于高密度富人区，以及传统零售巨头（例如Reliance）是否会全面入场。
对熟悉中国即时零售的人来说，这一幕并不陌生。
在12月31日零工罢工之后，Deepinder Goyal在社交媒体上表示Zomato和Blinkit通过45万名配送员，为630万名用户完成了超过750万笔订单，并称每分钟订单量创下公司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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