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de Desk 高管大逃亡：10个月、6位C-Level、3位董事与一场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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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的一个周一，The Trade Desk（后文简写为TTD）的员工和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准备开始新一周的工作。然而，一些让人不安的故事却又一次准备上演，入职刚满七个月的首席营收官（CRO）安德斯·莫滕森（Anders Mortensen）正在收拾办公桌准备离开。
五天之后，Adweek证实了安德斯·莫滕森的离职消息。更耐人寻味的是，公司似乎没有准备继任者，而是让首席运营官维韦克·昆德拉（Vivek Kundra）“暂时兼任”CRO。公司相关公告的措辞一如既往的娴熟：“随着The Trade Desk继续发展和壮大，领导层变动是规模化全球技术公司的一种必然选择。”
这套话术可以用来回应任何高管离职，唯独解释不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一位CRO会在七个月内就离开？
更要命的是，安德斯·莫滕森只是这家公司近一年来出走的高管名单中的最新一个。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到十八个月，一张长到令人不安的名单浮出水面：
首席财务官（CFO）：劳拉·斯凯因（Laura Schenkein，离职）→亚历克斯·凯亚尔（ Alex Kayyal，被解雇，任期5个月）→塔赫尼尔·戴维斯（Tahnil Davis，临时CFO）→ 内特·奥姆斯特德（Nate Olmstead，2026年7月即将上任），也就是说，在过去近一年时间里，TTD经历四任CFO，三种过渡状态。
董事会成员：自2026年3月以来，莉斯·拜厄（Lise Buyer）、戈库尔·拉贾拉姆（Gokul Rajaram）、凯瑟琳·法尔伯格（Kathryn Falberg）三位独立董事相继离职，加上前CFO亚历克斯·凯亚尔（Alex Kayyal）也从董事会辞，这意味着TTD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失去四位董事会成员。
核心高管：除了首席营收官（CRO）安德斯·莫滕森（Anders Mortensen）之外；首席营销官伊恩·科利（Ian Colley）、通讯副总裁梅琳达·苏黎世（Melinda Zurich）、Ventura TV OS高级副总裁马修·亨尼克（Matthew Henick）在2026年4月7日同一天离职，首席战略官萨曼莎·雅各布森（Samantha Jacobson）则在5月加入了OpenAI。
这些数字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变动本身，更因为变动的集中性和非自愿性。被解雇的CFO、集体出走的董事、任职仅七个月就挂印而去的CRO，我们恐怕很难将这一切归结为正常的”领导层迭代”。
从莫滕森的离开回溯，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这家曾经被誉为”开放互联网守护者”、“独立广告科技公司独角兽”的公司，究竟发生了什么？
CFO在玩“旋转门”
在美国并不算漫长的政治历史上，美国政商界的“旋转门”（旋转门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双向流动，利用原有职权或影响力谋取利益的机制。该机制可分为两类：一是私营部门人员进入政府后为关联团体谋取政策便利；二是政府官员离职后进入企业，通过政商纽带进行利益交换）现象，早已超越简单的职业流动范畴，演变为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利益交换机制。
但对于TTD的CFO们来说，旋转门有某种黑色幽默的意味。此时的TTD就好像是一座拥有巨大旋转门的酒店，他们费力推动大门，以为自己终于走了进去，却在不到半年后，被下一任推着从入口离开。
第一位离开的人，是一位在TTD工作了12年之久的老臣——劳拉·斯凯因（Laura Schenkein）。
劳拉·斯凯因的退场 （2025年8月）
劳拉是所有CFO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作为十二年的老臣，她从2023年6月开始执掌财权，彼时的TTD还在上升期。但2024年股价触顶后，形势急转直下。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但在2025年8月，公司在发布第二季度财报的同时宣布了她离职的消息。
财报与CFO更替同时公布，两者之间要么有强关联，要么是公司在用一件事掩盖另一件事。
公告内容极为标准：“劳拉将在2025年底前以非执行官员身份留任，以确保平稳过渡。”一位为公司效力十二年的高管，换来的只是一句公式化的告别公告，这显然不合逻辑。劳拉本人给出的理由则更加莫名，她声称自己将会“迎接新的挑战”（transitioning to a new challenge）。
所有人都明白，一位在40岁出头、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期的CFO，不会在一家蒸蒸日上的时候主动”迎接挑战”。
更要命的是，劳拉的离开并没有让情况好转，反而拉开了混乱的序幕。
亚历克斯·凯亚尔（ Alex Kayyal）的灾难性任期（2025年8月—2026年1月）
当老臣离开后，TTD没有选择从内部擢升一位继任者，而是打开了旋转门。这一次站站门口的人叫做亚历克斯·凯亚尔。
作为劳拉的继任者，他的背景几乎称得上无懈可击，哈佛商学院MBA毕业，曾在Salesforce担任高级副总裁兼Salesforce Ventures（Salesforce旗下的全球战略风险投资部门）管理合伙人，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光速创投）合伙人，且自2025年2月起就担任TTD董事会成员。
彼时的亚历克斯确实称得上是“全村的希望”，TTD CEO杰夫·格林（Jeff Green）当时对他赞誉有加：“亚历克斯带来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帮助科技公司运用投资和财务策略实现规模化增长。”
然而，希望总是稍纵即逝的闪光，双方短暂的蜜月期很快结束。
2026年1月26日，TTD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8-K文件中有这样一行字：“公司首席财务官亚历克斯·凯亚尔的雇佣被终止，自2026年1月24日起生效。”最值得玩味的就是TTD在这份文件中的用词，不是“辞职”（resigned）或者“因个人原因离职”，而是冰冷的“终止雇佣”（terminated）。
当这个词出现在公告中的时候，不难想象他究竟度过了何等灾难的5个月。
我们认为，亚历克斯的悲剧在于，他缺乏上市公司CFO的直接经验，却被推到了全球最动荡的广告科技公司的财权核心。近期执行失误、来自亚马逊的激烈竞争、产品发布的负面报道，这些压力最终压垮了董事会耐性。
Evercore ISI高级董事总经理马克·玛哈尼对此的评价是：“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质疑管理团队和董事会在聘用凯亚尔时的判断力。”市场也用股价做出回应，在亚历克斯被解雇当天，TTD股价暴跌7.5%，创下52周新低。
塔赫尼尔·戴维斯（Tahnil Davis）的”救火”与内特·奥姆斯特德（Nate Olmstead）的到来（2026年1月—7月）
外部招聘失败后，TTD转向了内部，或者说不得不转向内部。
因此，首席会计官塔赫尼尔·戴维斯临危受命，成为临时CFO。CEO杰夫·格林称她为“一位异常强大的运营者和领导者，从内到外地了解我们的业务”。
然而，救火队长只能灭火，却填不上职位真空。一位临时CFO意味着公司在最关键的财务岗位上始终缺人。投资者需要看到连续、稳定、可信的财务表现，而不是一位过渡者。而且过度者意味着一件简单的事情，公司没能很快找来合适的CFO。
结果也确实如此，直到2026年6月1日，TTD才宣布任命内特·奥姆斯特德为正式CFO，这位前罗技（Logitech）CFO和HPE资深高管将于7月9日上任。
这意味着，从亚历克斯被解雇再到内特正式接手，TTD花费了近5个半月的时间，才寻找到CFO的继任者。对于一家市值曾经超过4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这个空窗期暴露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滑。而且内特的前公司罗技。虽然同样是上市公司，但硬件科技公司和软件科技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其是否能成为TTD的合格CFO，必然需要时间证明。
唯一的好消息是，塔赫尼尔在结束临时任期后并未离职，而是回到首席会计官的岗位。这说明一些老臣们对TTD还有信心，至少认为留在熟悉的环境中是当前的最优选择。
董事会和高管的集体出走：
如果CFO的更替还可以算作个人层面的问题，那么董事会和高管的密集出走则指向了更深层的问题。尤其是当几位董事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时，这很难不引起外部市场的遐想。
最先辞职的是戈库尔·拉贾拉姆（Gokul Rajaram）。这位硅谷资深人士曾领导Square和Facebook的关键产品团队，2024年起进入TTD董事会。2026年3月初，他悄然递交辞呈，计划4月3日生效。
就在他递交辞呈后不久，TTD迎来了真正的大危机：全球第三大广告控股公司阳狮向其客户发送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建议客户停止使用TTD的平台。
根据彼时阳狮的公告来看，阳狮在基于第三方咨询公司FirmDecisions进行的一项审计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例如，TTD将挪用了其DSP费用”；在未获得客户授权的情况下，自动为客户注册某些付费功能；未能向审计师提供足够信息，以验证媒体和数据成本是否按照协议以成本价开具发票。
TTD的CEO杰夫·格林迅速在领英上发布了措辞激烈的反驳，但市场的反应是直接且残酷的——股价在消息公布当日暴跌12%。而且随着舆情爆发，宏盟也启动了对TTD费用的独立审计。
事实上，阳狮可能不是最早发现问题的人。因为早在2026年2月，ADWEEK就曾经报道过，WPP和电通已悄然退出TTD的OpenPath直接出版商采购计划，理由是“隐藏费用和透明度不足”。
至此，全世界最大的4家广告代理公司几乎同一时间开始审视自己与TTD之间的合作，戈库尔的辞职时间点也变得微妙起来，有海外媒体直言讽刺：“人们总是在最大的客户公开宣布你不值得信任之前辞职，对吧？这很正常，没什么可看的。”
这确实没什么可看的，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董事等着辞职呢。
阳狮事件后，TTD仿佛进入了死亡螺旋，费用争议→主要客户（广告控股公司）失去信任→审计要求增加→合作关系破裂→收入前景恶化→内部高管对战略方向产生分歧→高管离职潮。很快，宣布要辞职的董事，就已经不止戈库尔一位了。
最先行动的是亚历克斯·凯亚尔。这位前CFO虽然此前被允许保留董事会席位至年度股东大会，却在3月19日递交辞呈。不到一周后，两位长期任职的女性独立董事莉斯·拜厄（Lise Buyer）与凯瑟琳·法尔伯格（Kathryn Falberg）也接连宣布离开。
凯瑟琳的辞职甚至还触发了一个合规问题：由于她的离职，TTD告知纳斯达克公司不再满足上市规则要求（审计委员会至少需要三名成员）。这意味着董事会的离职潮已经影响到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结构。
考虑到董事们的离职时间高度集中（都在2026年3月至4月间），且与公司的审计争议、费用透明度问题高度重合，董事们不是逃离一家成功的公司，而是逃离一个正在失控的叙事。
只不过，当时离职的董事们，可能想不到的是，在3个月之后，也就是2026年6月中旬，阳狮集团与TTD宣布达成和解，结束了持续三个月的公开对峙。然而伤害已经造成了，离职的高管也不可能回头，客户是否会认可这份和解，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此之外，还有4位高管
董事辞职潮过去不到一个月，2026年4月7日，在几位董事的辞呈生效后4天，首席营销官伊恩·科利（Ian Colley）、通讯副总裁梅琳达·苏黎世（Melinda Zurich）、Ventura TV OS高级副总裁马修·亨尼克（Matthew Henick），三位核心高管选择在同一天离开TTD。
公司用”换岗”来解释这次集体出走，但三位高管在同一天宣布离职，要么是公司主动清洗，要么是三人协商一致的集体行动。
三人中，马修是唯二有明确去向的。他加入了新墨西哥州的沉浸式娱乐公司Meow Wolf出任CEO。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升迁，但Meow Wolf早在2025年5月就已经在寻找一位合适的CEO了（目前其CEO职位由前CEO Rebecca Campbell临时担任），而马修恰好在TTD最动荡的4月选择加入，并且还和其他两位选在了同一天。
即使他的离职与另外两位真得无关，最少也意味着一个关键：Ventura TV OS是TTD最重要的战略项目之一，而公司连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都留不住。
相比之下，伊恩·科利的处境更加蹊跷。他在离职时说自己找到了“令人兴奋的新岗位”，未来几周就会公布。但两个月过去，这位主导了TTD“开放互联网”品牌定位、服务七年的营销老将，至今没有公布任何新动向。
梅琳达·苏黎世则没有发表声明，没有宣布新职位。作为通讯负责人，在公司面临最严重公关危机时，在没有后续去向的情况下选择沉默的离开，这暗示她的离职可能并非完全自愿，至少是对公司前景失去了信心。
随后到了5月，TTD的的首席战略官萨曼莎·雅各布森（Samantha Jacobson）也选择离开这家程序化广告巨头，加入OpenAI担任合作伙伴关系（商业化）副总裁，相比马修的升职离开，萨曼莎则算得上是平级甚至是降半级离开，这也足以说明，虽然当时OpenAI的商业化进程并不快，但在萨曼莎看来，却是一个更有发展前途的位置。
就在萨曼莎离职后一个月，刚刚加入7个月的首席营收官（CRO）安德斯·莫滕森（Anders Mortensen）也在2026年6月宣布离职。他可以说这是几位当中最令人震惊的人事变动。一方面，当年TTD从Google“挖角”的这位高级销售高管时，曾经对其基于厚望，而任职仅七个月的安德斯，可能还来不及完整理解公司的产品组合和客户基础，就已经转身走人。
另一方面，CRO可以说是TTD销售引擎的掌舵人。在亚马逊DSP快速扩张、四大代理商审查费用结构的关键时刻，TTD的销售引擎却失去了掌舵人。尽管TTD声称客户保留率连续十二年保持在95%以上，但在竞争加剧和信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没有CRO的TTD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这个数字呢？
此时，大概是TTD最需要一套完整的销售体系来打开局面的时刻，而CRO却已经离开公司。
杰夫·格林的领导力危机：
一个创始人的孤独战斗
这一切变动的中心站着一个人：创始人兼CEO杰夫·格林。
不可否认的是，杰夫是一个极具魅力的领导者，至少曾经是。他成功将TTD从一个创业想法带到了400亿美元市值的巅峰。这为他积累了独断的威信和信心，而这种威信和信心，却正在把他变成一个“独裁者”，在关键决策上他大概率不会和高管商议。
Kokai平台的强制迁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Kokai刚推出时，被视为TTD的下一代AI驱动广告平台，旨在取代旧有的购买界面。
但迁移过程堪称灾难：2025年2月，公司首次承认Kokai采用速度低于预期，历史上首次未达到季度收入预期，股价盘后暴跌30%。此后，Adweek的调查报道揭露Kokai存在”根本性缺陷”，导致严重客户投诉和平台使用率下降。
而所谓的“根本性缺陷”则可以被说的更直白一些，那就是利益冲突。 简言之，Kokai试图通过AI自动化简化广告投放，却直接威胁到广告代理商的传统收费模式（人工优化和策略咨询）。这自然会迎来代理商的反击，也就是审计、抵制，和转而与TTD竞争对手合作，甚至我们有理由猜测，后续各大代理公司对TTD的审计，很有可能就是对于Kokai的一种反抗，这一切本质上是一场生存之战，也正因如此，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双方能在3个月后突然和解。
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杰夫依旧在坚持推动Kokai。
有代理商向Adotat等海外媒体抱怨：在杰夫眼中，他们只是现金流通的管道，而非合作伙伴。更令人不安的是，多数代理商在受访时选择匿名，理由是”害怕TTD可能对他们的言论做出什么反应”。这与TTD一贯标榜的”中立、透明、客户至上”完全矛盾。于是这种对立带来了审计风波，也带来了股价的暴跌。
但在这种情况，杰夫却做出了一个更加违反常识的决定。
2026年3月2日至4日，在股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杰夫个人出资约1.48亿美元，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约600万股公司股票，买入价格在每股23.49至25.08美元之间。这是他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方式。
但讽刺的是，就在他大举买入不到两周后，阳狮审计事件爆发，股价迎来了更猛烈的下跌。这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杰夫的1.48亿美元购买，究竟是因为他对公司的未来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还是因为他低估了危机的严重程度？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他对局面的判断出了问题。
而且这个行为更加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当一位创始CEO开始用个人资金”拯救”股价，而不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重建信任时，这是一个危险信号。WeWork的故事历历在目：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的绝对控制欲最终导致公司破产。Uber则在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被”逼宫”后迎来了重生。
但TTD没有让杰夫离开的选项。于是高管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自己离开。
结语
总的来看，经历过类似规模高管离职潮的公司中，结局各不相同：
走向衰退或倒闭（约40%）：Groupon四年四任CFO，市值从260亿美元缩水至不到5亿；Theranos解雇说真话的CFO后走向欺诈审判；WeWork在创始人权力失控后申请破产。
长期停滞后缓慢恢复（约30%）：富国银行的假账户丑闻用了八年才走出监管处罚的阴影。
通过根本性改革重生（约30%）：Uber在卡兰尼克离开后成功上市，目前市值超千亿美元。
但和这些案例相比，TTD的局面则更加复杂，它需要同时面对包括Kokai迁移、费用透明度不足、对客户声音的漠视在内的内部决策问题。还要应对亚马逊这样同时拥有需求侧（DSP）、供给侧（Amazon Publisher Services）和数据（购物行为），还能直接完成销售闭环的外部对手。
过去它以”开放互联网的守护者”自居，愿景在理论上有吸引力，但Google、Meta、Amazon和现在的Apple都在构建自己的封闭广告生态，因为围墙花园拥有第一方数据和闭环归因能力，而独立平台必须依赖不完美的跨平台追踪和归因模型。
这不是TTD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程序化广告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内特·奥姆斯特德的到来证明TTD还有吸引有经验管理者的能力，但内部问题不会因为一位新CFO的到来而自动解决。TTD需要的可能不是换掉几个人，而是清醒认识到：它可能再也回不到2024年底那个”广告科技股中最耀眼明星”的位置了。
TTD最好的选择可能是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正常化”过程，将自身从高速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从创始人驱动转向制度化运营，把定位”颠覆者叙事”转向”稳定供应商”。高管离职潮终将平息，新领导者会上任，股价也会找到合适的位置。但TTD的选择将决定它是浴火重生，还是沦为又一个从巅峰跌落的科技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