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Tech，拉美低收入群体的救星？

在疫情到来之前的几个月，Cristian Manuel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理发店。他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并向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一切变得举步维艰。“那段日子非常艰难，几个月没有收入，已经濒临破产。幸运的是，疫情得到控制后，理发店是恢复运营的首批企业之一，因此我们得以维持”，然而，这个35岁的男人未曾想到，重新启动经营仍然困难重重，“我需要钱，但是我已经身无分文，而我的亲友们也有心无力。大银行更不会借钱给我这样的小企业。”

正在工作的理发店员工

根据中央政府数据，像Cristian一样，哥伦比亚有将近1000万小企业主受到疫情影响。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也没有能力越过壁垒获得银行贷款。

在拉美，市场中占比约99%的中小企业资金缺口高达1.3万亿美元（合8.4万亿人民币）。个人信贷需求同样亟待满足：一边是火热的民间借贷，一边是极低的金融普惠率：10个人里，就有7个没有银行账户，信用卡的普及率则更低（不到20%）。民众的信贷需求如此旺盛，拉美银行却不屑于搞普惠金融，这究竟是为何？

拉美占比99.5%的中小企业资金缺口高达1.3万亿美元

纵观拉美金融市场，由来已久的寡头现象被认为是阻碍其发展的症结之一。以巴西为例：根据OLiverWyman2019年报告，该国5大银行占到了零售金融市场的约85-90%份额，大机构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居高不下：最大银行Itaú的2019年报显示，全年ROE高达18.61%，而同期欧洲银行的ROE仅仅为个位数。

寡头银行只服务高端客户，小型企业则在街角处多如牛毛无人问津。银行根本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计算小企业风险，尤其是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因此它们提供高利率或完全放弃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缺乏竞争的结果就是大银行乱收费、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低下，对于中小企业和普通人群，则既无动力触达、亦无能力服务。

寡头的阴影，挡住了金融普惠的阳光，疫情笼罩之下，普通人群则更显孤立无援。在传统的金融服务无法触达的角落，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发挥作用，位于哥伦比亚的Aflore就是其中之一。

Aflore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Ana Barrera表示，自2014年以来，Aflore向个人和企业发放贷款超过2.5万笔，总价值近2000万美元，“对于许多非正式工人、个体户、中小企业，我们利用基于技术的模型、借助人际关系网络来帮助他们，以便他们能够以快捷的方式获得金融服务”，Ana在采访中提到。

Aflore是一家正在改变哥伦比亚人贷款方式的公司，其独创的“顾问委员会”模式是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们拥有一种创新模式，即通过顾问网络提供贷款。这些顾问是客户和Aflore之间的桥梁，他们负责向周围亲密的朋友，家人和熟人提供财务服务，并且每获批一笔贷款，顾问就会赚取佣金。”

“作为顾问，我最喜欢的是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学习财务知识。而且我可以帮助我的朋友获得贷款来实现目标。当收到他们的感谢时，我的喜悦无以言表。”一位54岁的妇女这样评价作为顾问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能收到佣金和奖金，赚取额外收入。”

Aflore的运作模式

在采访中，我们还与Ana聊了聊她创办Aflore的经过，以及“顾问委员会”的具体职能和运行机制。

：Ana，在创办Aflore之前你已经在投行（雷曼兄弟、野村证券）做到了很资深的级别，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辞职创业的选择呢？

Ana：我觉得是因为缺乏目标感吧。我做出这个选择更多是出自一种社会责任感：在投行，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并不能创造更大价值，在创办Aflore之后我的职业生涯才算是完整了，因为我能够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在拉美很多人都没有信用记录，Aflore是如何进行放贷审核的？

Ana：近年来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目前我们只有10%的客户没有信用历史。但是，现有的信用数据还是很有限，毕竟大多数人信用卡使用时间、信用额度都很少。我们有一套自己的评分系统，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是主要审核的维度，一方面我们会获取贷款人的各项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会根据顾问填写的问卷来评估。

：Aflore在哥伦比亚广受欢迎，顾问委员会模式功不可没。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顾问，成为顾问后可以做什么呢？

Ana：事实上，我们并不要求顾问有很深厚的金融知识，因为我们有成体系的培训课程和学习APP。我们更看重的是顾问拥有的关系网和获得信息的能力、愿意帮助他人、愿意不断学习。

顾问可以为朋友提供贷款服务、保险产品，然后获得佣金，同时也需要跟踪贷款人的情况，确保对方可以按时还款，否则会影响顾问的评分。可以说，顾问们既是宣传者、也是咨询师、还是担保人。

：我们注意到，Aflore正在推出越来越多的第三方产品，包括保险、理财服务。Aflore是否考虑自己开发金融产品，还是专注于做平台？

Ana：两者的结合。Aflore大部分的收入还是会来自于自有贷款业务，并尝试开发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引入其他类别的产品，并收取一定的平台费，这部分的业务事实上风险更小，我们只需要卖出产品，不需要多少投入。

：在中国，Fintech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近年来P2P爆雷事件频发，政府监管也在不断加强。你认为Aflore最大的挑战会来自哪里？Aflore将如何应对？

Ana：在政府监管方面，我们目前并没有遇到大的障碍，事实上政府对Fintech的发展很支持。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激烈的竞争。近几年Fintech异常火热，不断有新的挑战者出现，为客户提供问题解决方案，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目前我们在哥伦比亚还是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需要准备迎接来自拉美其他国家的挑战。我认为加强我们在哥伦比亚的市场地位、守住目前的客户群体是非常重要的。

Fintech的“燎原星火”正在点亮拉美的每个角落，在这里，Fintech改变生活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拉美部分Fintech公司分类概览, 来自Finnovista

32岁的María Dolores在纽约一家公立医院做护工，家在阿根廷的她需要负担里里外外的开支，每月发工资后，她便习惯把积攒下来的钱汇回去给拉美的家人。以前跨境支付，她需要通过大银行支付高额的手续费，而这一次，她试了试朋友推荐的新应用：Saldo.Mx。疫情对非现金非接触移动支付的需求推进了fintech的发展，Saldo.Mx是一个典型范例，它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移动钱包，帮助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移民进行跨境支付水电煤等生活费用，以及银行转账和P2P（点对点）支付。

42岁的墨西哥人Julio César González，在一家搬运公司工作。这天，经过朋友的推荐，他在一家名为Vexi的金融科技公司，用自己的Facebook帐户、身份证件以及收入证明（超过2000墨西哥比索，合626元人民币）开设了人生的第一张信用卡：信用额度为1000比索（合313元人民币）。

哥伦比亚杂货店的老板Philippe Besançon Varela最近因成功获得贷款，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在疫情爆发之初，他认为生意不会受什么影响，毕竟，食物始终是必需品。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他的客户都纷纷选择从Costco或Walmart之类的大型商超购物或直接在线购买。他最终关闭了商店以节省开支，他需要一笔1100美元的贷款才能重新开业，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初创公司Creci的帮助。Creci通过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贷款给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小企业。

对于工人群体，拉美有超过一半的工作者属于非正式员工，他们缺乏正式合同或诸如医疗保健或养老金之类的福利。疫情期间，这一庞大的人口没有“安全网”，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自2020年底，数百名墨西哥博物馆员工（包括非正式员工）开始罢工，因为他们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没有领到薪水，其中许多人因为没有合同得不到工作福利，不确定能否找到新工作，他们在博物馆外抗议，要求博物馆提供一份新的全职合同。喧嚣之下，已经有人在寻求改变。在拉美，许多初创公司正致力于为非正式工人提供收入稳定性和全职福利：哥伦比亚的Factcil为自由职业者和自雇人士提供流动资金，用于在他们等待工作付款时支付账单，以减少收入波动；巴西初创公司Facio提供了一项企业福利，可以通过链接到雇主的系统并从其未来付款中预扣工资来向雇员提供贷款；墨西哥的Heru为货运司机开发了软件产品包，以提供保险、信贷和税务支持……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拉美这片充满未知和机遇的土地上，Fintech还会掀起什么浪潮，我们拭目以待。